|
|
|
 |
西方环境考古研究的遗址域分析 |
 |
|
|
变。这一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开发利用周围的环境资源是以减少所需时间和能量的合理方式进行的，换言之，离居住地越远，获取资源所需时间和能量就越大，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就越小，最终到达无开发价值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构成了古人日常活动范围即遗址域的边界。显然，其核心是确定遗址域的范围和域内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按照这一原理，其工作程序主要有两步：首先根据现代原始部落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适用于古人日常活动范围的理论模式，具体是农耕定居社会以５公里或步行１小时为半径的正圆圈，狩猎游动社会以１０公里或步行２小时为半径的正圆圈，这一模式已被西方多数遗址域分析所通用（有的则进行小幅调整）；再据此进行实地调查，根据遗址性质的不同，从遗址中心出发向不同方向步行１小时或２小时，记录并分析沿途观察到的资源分布和土地类型、地貌景观等，由此可建立一个以遗址为中心的不规则圆圈（受实际地形影响，其范围通常会与理论圆圈有所出入），这个范围尽管是以现代当地地理环境为依据的，但仍可视为古人获取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自然资源的最可能范围，即古人以遗址为中心的日常活动范围——遗址域。对一个地区的多个同时期遗址开展遗址域分析，就可恢复整个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流动的方式、范围以及人地关系演变。
目前，西方已在西欧、美洲和非洲做了大量这种实地分析研究，对从环境考古角度解释狩猎社会和农耕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实例。如Ｂａｉｌｅｙ等人对西班牙沿海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研究显示，从各洞穴居住遗址步行２小时的地域范围基本互不重叠，表明居住比较均匀，可以视为日常活动范围，而各临时性狩猎停驻地也可相应归入各自的洞穴遗址，构成一个完整的狩猎社会；Ｆｌａｎｎｅｒｙ对墨西哥奥萨卡谷地农耕社会的研究则显示，耕作活动一般集中在遗址周围半径２．５公里范围内，狩猎采集和获取盐、燧石集中在５公里范围内，其他资源则来自于５公里以外。Ｈｉｇｇｓ等人在Ｗａｄｉ ｅｌ Ｍｕｇｈａｒａ 沿海遗址的１小时步行调查范围则呈扇形，面向海岸一侧明显大于５公里半径圆，而且通过对沿途土地类型和地貌景观的记录与分析，显示该遗址的可耕地位于海拔１００米以上的山地地带，密集放牧区则位于山地与沿海沼泽交界的狭长地带，沼泽里只有小块地域适合浅层放牧。
西方还有一种不做实地调查、单纯对一个地区的各个同期遗址作“纸上”的遗址域分析，具体也主要涉及两个步骤：首先对这些遗址按照半径５公里或１０公里画出圆圈；再对这些遗址按照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多边形原则画线，所谓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多边形即在每两个相邻遗址的连线中间点画一条垂直的直线（其原理在于假定这两个遗址对中间地带的开发利用范围是相等的），这样，在一个有多个同时期遗址共存的地区就可划出多个以每个遗址为中心的多边形。通常，在遗址分布密集地带，５公里或１０公里半径圆会小于多边形，反之则大于多边形。由这些正圆圈和多边形共同圈出的范围就可视为每个遗址的理论日常活动范围。这种“纸上”遗址域分析在西方运用也很普遍，提出的环境考古解释也很有价值，如Ｈｏｄｄｅｒ等人对英国南部罗马占领时期古城堡的“纸上”分析，就与其他途径得出的资源流动和人地关系模式相符合。
西方考古学界认为，开展遗址域分析一般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即研究区内的遗址得到充分调查，所研究的遗址必须是同一时期的，遗址必须有较长的居住时间，临时停驻地不能作为分析重点。否则，所做的遗址域分析就没有实际意义。西方３０多年的实践证明了遗址域分析的重要作用，它能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促使研究者走出遗址，把目光投向遗址外围，观察古人获取自然资源的真实情景；它提供了一种科学可行的实地工作和研究模式，把古人及其聚落当成地理景观的一部分来统筹分析，从而能比较客观地恢复古人的日常活动范围，并在更高层次上考察人地关系演变。
笔者注意到，尽管遗址域分析早在１９９１年就已介绍到国内，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迄今我国还没有开展这种研究。而几乎与此同时，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聚落考古和区域覆盖调查的兴起，部分地区经过细致的、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同时期遗址，再加上８０年代全国进行的几次大规模文物普查，这为进行遗址域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已有的聚落考古多是从遗址内部的面积等角度进行等级划分，而已有的环境考古多限于遗址内部的取样分析，都是孤立地看待各个遗址，缺乏走出遗址的意识。因此，进行遗址域分析做新的环境考古学探索，在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并具有广阔前景。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