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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玉琮一种特殊的使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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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五片，这究竟蕴含了什么特别的意义？
高城墩是一处非常重要的良渚文化前期墓地，原有面积近万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约１０米，但１９７５年后遭受持续性毁坏，到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发掘时仅在墩北部残存２０００多平方米。发掘出土的玉琮有５件，遗址被破坏期间收集到２件，墓坑面积最大的Ｍ１３早年被局部破坏，据当地村民说当时出过“几斤重的大玉琮”，显然高城墩原来埋藏的玉琮总数应该不只７件。根据已掌握的材料，高城墩埋藏玉琮数量之多在良渚文化前期仅次于浙江良渚遗址群的瑶山和反山等，显现高城墩在远离良渚最高中心一二百公里之外所占据的特殊位置。高城墩出土的玉琮同良渚最高中心也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采集品高城墩：１（图一，１）同瑶山Ｍ１０：１９（图一，２）相似程度很高，神像的人首与兽首均满刻细密的纹饰。高城墩：１人首上部的两带线形冠之间，还刻有象征冠上图案的细刻纹，而瑶山Ｍ１０：１９省却了这一部分，瑶山Ｍ２：２２则有冠上的细刻纹。构图、布局、纹样、刻工如此之相似，说明高城墩的这件玉琮同良渚最高中心的玉琮有共同的来源。
在高城墩遗址的残存范围内发掘了１１５７平方米，共清理１４座墓葬。发掘所布探方靠北的Ｔ０２ ０６一Ｔ０７０６共５００余平方米，除Ｍ１０的北缘外，未发现墓葬，因此发掘的墓葬应该就是墓区分布的北界。Ｍ８位于墓地的西北隅，根据墓地各墓葬的分布间隔，似乎Ｍ８的北部与西部不应该再有墓葬，换言之，Ｍ８是安排在高城墩最边缘的一座墓。
高城墩目前发表的只是简报，公布材料有限。发表的陶器大多数属于良渚文化第二期，Ｍ８所出折腹豆（Ｍ８：１１）（图二，１）与属于良渚文化第三期前段的福泉山Ｍ６０的豆（Ｍ６０：４２）（图二，２）形制相近，Ｍ８已经进入良渚文化第三期，是高城墩墓地中年代最晚的一座墓，这同前面分析的整个墓地的安排相合。据发掘简报，在分布于墓地西北部的Ｍ８等几座墓葬上覆盖了一层厚约２０厘米的灰白土，土质细腻坚硬，发掘者认为这层土“似经平头夯类工具加工”。比较靠近墓地中心的Ｍ１等墓葬，只提及被打破的地层，未提及其上覆盖的地层，看来在这一区域灰白土已经被更晚的地层破坏。这些迹象表明高城墩在最后的一座墓葬下葬、墓地最终停止使用时，曾经一次性大面积铺土覆盖，这很可能是墓地终结时进行的特别仪式。自此往后良渚文化延续数百年，但是再也没有墓葬埋在这里了。
江苏寺墩遗址在高城墩东南大约１５公里，发现４座良渚文化大墓，它们呈东西横向排列，周围近旁没有发现其他墓葬。这４座墓葬均随葬玉琮，最多的为Ｍ３，共３３件；最少的是Ｍ１，仅２件，因是残墓，原来可能不止这个数。除Ｍ４，其余３座墓都有陶器。Ｍ１有件“杯形器”（Ｍ１：２），大口斜壁，外饰篮纹，口径约１０厘米，高约６厘米。亭林出１件所谓“器盖”（Ｍ１６：７３），口径２３、高１１．３厘米，实际上是异形大口尊。寺墩Ｍ１的这件“杯形器”形制与异形大口尊相似，但形体更小，更明器化，年代进入良渚文化第四期。Ｍ３出４件陶器，其中圈足异形大口尊、双鼻壶与豆均属良渚文化第三期。Ｍ５随葬鼎、豆、双鼻壶组合，具有明显的第四期特征。Ｍ４发掘出土的琮饰一组完整的神像（Ｍ４：１），年代比较早，但在收集的琮中有多节长琮，其中编号为寺：３８的是九节人 首纹长琮。三节及以上的人首纹最早出现在琮形管上，瑶山Ｍ２和Ｍ７都有三节人首纹琮形管，而同时期的人首纹琮不超过２节，如瑶山Ｍ２：２３。自瑶山西区收集的玉器据说出自墓葬，出现了六节人首纹琮形管（编号２８４６），年代应略晚于主墓地的三节人首纹琮形管。良渚第二期尚未出现三节及以上的人首纹的多节琮，它们出现于良渚第三期，在第三期后段和第四期比较流行。参照寺墩另３座墓葬的年代，Ｍ４也不太可能超出这一范围。如果与高城墩比较，寺墩４座大墓都晚于高城墩Ｍ８。
寺墩Ｍ４的玉琮（Ｍ４：１）（图三，１）同瑶山Ｍ２：２２（图三，２）相似，人首上部的两带线形冠之间都刻有象征冠上图案的细刻纹，纹饰细部的相同程度令人惊叹，几乎就是同一个高级玉师所为。这件玉琮不仅将寺墩同良渚最高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同高城墩也有特殊的关系。如果可以认定高城墩Ｍ８下葬后由于某种原因高城墩人离开了当地，他们最可能的目的地就是１５公里外的寺墩。
我们现在可以为高城墩Ｍ８玉琮采用特殊使用形式的原因提出两个相关的假说：一个是因为高城墩墓地的终结，另一个是从Ｍ８开始，高城墩这一群体丧失了玉琮的使用权。这两个假说可以在今后的发掘和研究中分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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