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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的中国环境考古（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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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嵩山文化圈为何得以形成，是嵩山地域山、水、土、生（生物）、气（气候）和位（地理位置）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山好，资源丰富；水多，水网发达；土沃，系黄土；生物多样，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有利垦殖与万物生长；位置适中，便于交往、文化辐射与反馈，这些造就了在中国起核心作用的中原古文化。
过去多注意黄河对中原文化的作用，实际是嵩山地域的多因素造就了中原古文化，其中包括黄河起的重要作用。水对中原古文化的形成当然重要，但中原古文化是我国古代四渎中的三渎，即河水（汉以后改称黄河）、济水和淮水（淮河），共同滋养中原人们创造的。黄河、济水与淮河合力造就了中原古文化，其功力之伟，世界罕见，所以，河水（黄河）、济水与淮水（淮河）都是孕育中原古文化的母亲河，就此来说，中原古文化也可称之为三水文化，或称三河文化。
黄河下游还有泰山文化圈。
５、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古环境研究
这一时期，旧石器文化与古环境研究获得新的进展。在三峡巫山龙骨坡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２００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这对于推进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１９９３年发现的南京汤山人遗址的综合研究程度较高，遗址分４层，年龄１０—５０万年，共发现人头化石二个，这两个头骨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和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形态学依据。汤山动物群含６目１５科２２属２４种，属北方动物群。对花粉与植硅体化石分析，表明冷期长，暖期短，旧石器中晚期，尤其是旧石器晚期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和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研究较多。研究表明，柿子滩遗址３５１００—９４００ａＢＰ．始终为草原环境，其中３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０ａＢＰ．属末次冰期，寒冷干燥，荒漠草原环境，晚期为寒冷较阴湿的草原环境；１７０００—１１９００ａＢＰ．属末次冰消期早、中期、气候温和干燥至温和半干燥，植被为草原植被，或为含少量落叶阔叶树的草原植被，并多次交替；１１９００—１０５００ａＢＰ．冰期环境，寒冷干燥，荒漠草原；１０５００—９４００ａＢＰ．气候温和半干旱向温和湿润发展，草原环境变为含较多落叶阔叶树的草原环境；新旧石器文化过渡时期的细石器主要形成在１７０００—１１９００ａＢＰ．。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年龄约３６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ａＢＰ．，期间气候有６次变化，植被为草甸草原或森林草原，气候比现在寒冷，下川文化主要形成在２３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ａＢＰ．的末次冰期的鼎盛期。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区剖面中段含旧石器晚期文化，分上下两文化层，年龄为２６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ａＢＰ．，气候干冷为主，说明该时古人类已能适应寒冷环境生活，不过在上下文化层间，缺旧石器，这是由于气候冷湿，古人不适低处生存而转移至高处所致。洛阳市氵廛河-黄土阶地剖面分五层，总厚度１７米，年龄约为３０１１０—８３５００ ａＢＰ．，剖面中下部含旧石器，但以４层（深灰黄土）与５层（Ｓ１）的顶部含旧石器最多，该期属气候温暖温润的间冰期，以后属气候寒冷的末次冰期，人类减少，旧石器也减少。
６、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时期）文化与古环境研究
中石器时代在中国是否存在一直不明朗，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未置可否有之。上世纪后期，由于考古学的进展，尤其粤、桂地区洞穴考古学的展开，人们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至新石器时代之初，即晚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年代大约为１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ａＢＰ．有一个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阶段。人们有的认为这就是中石器时代。在环境上是末次冰期的冰消期至冰后期之初，期间气候多变，但总的是由寒冷干燥向温和湿润变化。在文化上表现为局部磨光石器的出现，在华南出现刃部磨光石器；原始陶器出现；以采集、狩猎和捕捞为主的攫取自然资源为生，在局部地区开始萌生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居洞穴或露天，未形成聚落。代表性遗址在南方有白莲洞、玉蟾岩，仙人洞和吊桶环等，在北方有下川、柿子滩、于家沟等。于家沟遗址位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台地的前缘，剖面厚约７米，分８层，８层底部年龄为１３７００ ａＢＰ．。含细石器较少的６—８层，属冰消期早期，气候干冷，疏林草原环境；含多量细石器的３—５层，属冰消期后期和全新世早期，气候温和干燥，草原或疏树草原环境；新石器主要分布的２层，属全新世中期，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环境。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主要是人类演化结果，但环境变化也起了推动作用。
７、研究方法的进展
为了获取环境考古中古环境的信息，这些年运用地质、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分析方法都获得成效，特别要说的是生物考古有明显进展，包括植物考古的硅酸体（植硅石）、果实种子和动物考古的研究。
我国植物硅酸体（植硅石、蛋白石）研究始于１９８８年，其后有译文专著出版。继后，吕厚远、吴乃琴博士等对植物硅酸体形态、地表土植物硅酸体组合，气候转换函数及其在黄土研究中的应用有较大进展。近些年植物硅酸体分析在考古学，特别是在古水稻研究中的应用取得进展。
果实、种子研究我国起步于上世纪中期对北京泥炭的研究。上世纪后期，由于考古学发掘浮选方法的应用，果实、种子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成果也不断出现，古果实、种子学已经萌生，其中孔昭宸、刘长江先生研究颇丰。在这些研究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对碳化稻米粒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在江西、湖南发现万年前的稻。在河南发现８０００年前的稻。在龙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大量碳化稻粒。到夏代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中如前述发现粟、黍、稻、麦、大豆五谷农业。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动物考古学有长足的进展。袁靖博士等对许多遗址动物遗骸进行了研究，尤其对胶东半岛２０多个新石器中期贝丘遗址调查、发掘与研究中，发现５０００年前的海侵期，该区新石器中期人类主要靠采集、捕捞海贝为生，此后，由于海退和西来农业文化的影响，贝丘遗址消失。蔡保全教授对福建沿海贝丘遗址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看法。就单个遗址动物群来说，对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古动物研究最详，鉴定软体动物，鱼类、鸟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共６１种，以哺乳类动物最多，占３４种。动物种类绝大多数是现生种，只有亚洲象、苏门犀、瓜哇犀和水鹿是绝灭种。动物群反映７０００年前河姆渡一带为热带气候。先民已驯养了猪，水牛和狗。不过人们的食肉动物主要为鱼类，软体动物和龟鳖类等。 耜耕水稻农业的耜采用牛肩胛骨。
对家畜的研究有进展，距今约９０００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家狗；距今约８０００年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了家猪、家鸡；在距今约７０００年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水牛；在距今４０００年的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出土了家羊、家牛；距今约３３００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家马。
人们已注意到用化学的方法研究古人类的食性。也运用物理学进行考古磁学的研究。地理学中的ＧＰＳ与ＧＩＳ技术也开始应用。三、展望未来
１、精诚合作
十五年来的中国环境考古成就，无一不是各方面互相协作，精诚合作的结果。尤其是有考古学界远见卓识和胸襟开阔的苏秉琦、俞伟超、严文明、安志敏、石兴邦等著名考古学家鼎力倡导，有许多思想活跃，干劲十足的中青年考古学家的积极参与，中国环境考古才有今天的局面。
这些年来，由于环境考古成果的不断增加，有的朋友提出今后是不是还要特意讲环境考古。俞伟超先生等也曾经著文说：“可以设想，一旦环境研究对解释文化进程的必要性真正成为考古学的共识并普遍付诸实践，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环境考古学将会自然消失”。这些提问和论述是在我国环境考古取得进展情况下，人们——尤其是考古学家对环境考古进一步思索——这是考古学家视环境考古为己任非常可贵的见识。不过，我认为，环境考古会由于考古学家的努力而不断提高，却不会因此出现环境考古作为考古学的分支而消失的情况。因为这是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内涵所决定的。环境考古研究对象既要注重考古遗址古环境研究，也要注意遗址所在区域的古环境研究，这不是只靠考古学家就可以完成的。环境考古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演化、文化形成中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就要涉及考古学以外的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环境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而这些学科研究需要许多仪器设备、基础资料和科研能力的长期积累，没有从事这些学科与时俱进专家们的共同参与，那就很难完成环境考古的任务。环境考古的内涵主要是探讨环境对人类形成、行为、社会的影响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由于环境考古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任务、内涵才能形成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环境考古既与考古学紧密相关，也与众多自然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典型的边缘交叉学科。人类历史在发展，自然环境在演变，现今将成历史。环境考古会在继承文化遗产中不断发展。环境考古学将会在考古学与古环境研究专家携手合作下，为发展考古学与相关科学和服务社会体现其重要价值而长期存在。环境考古，如其名称表述的，环境研究要为完成考古任务服务，也说明它是由环境与考古两部分组成，彼此是互需、互补、互长的关系。因此，发展环境考古需要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如既往的精诚合作，不懈努力。
２、任重道远
要搞好中国环境考古，首先是要认识中国环境、文化和社会是全球环境、文化和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眼光要开阔。也要知道中国人的产生、演化、行为、社会及其文化创造是与中国环境、社会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连的。因此，乐观其成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其复杂性与难度。
其次是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再创精品，也就是刘东生先生要求的“继往开来，精益求精”。所谓精，首要的既要树立区域的标准剖面，也要建立区域考古地层环境演变序列，并互比，找出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仅包括自然因素，也要考虑到人为的、社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总结，并为全国总结奠定基础。
再者，要及时总结，提升环境考古各领域的水平，如积极撰写动物考古、果实与种子考古、考古孢粉等专著，并展开新领域研究，如数字环境考古、伴人花粉等项研究。
还有，要古为今用，一方面从环境考古的视角去诠释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要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规律中，找出办法，推动国家文化与经济建设。
成绩要肯定，路却还很长。我们应该记住俞伟超先生的叮嘱：“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说，当今的考古工作者必须和地学工作者、生物工作者、乃至其他与研究环境有关的一切科学工作者携起手来，发展环境考古学，进而开创考古学的新时代，搞清人类历史的真实面貌，最终为全人类改善现有的生存环境而奋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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