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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的中国环境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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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里程碑，也是２０世纪末中国考古学走综合研究道路重要标志之一。
１９９１年后结合三峡、小浪底水库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设计相继展开环境考古调查与研究，在渑池班村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开展环境考古试点研究，并取得结果。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２８日，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起下，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承办召开了“中国第二届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会前和会议期间，对青年环境考古学家提供的论文进行了评选，水涛、杨志荣、顾海滨、燕生东（第二作者孙波）几位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１９９４年底至１９９５年间，在刘东生先生的提议和指导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从此我国环境考古走向有组织和有计划较快发展阶段。
１９９８年以宋豫秦博士主笔的《驻马店杨庄》考古学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将人类生存古环境与遗迹、遗物一同研究的首本考古学发掘报告。为此，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肯定了这一重要成果和这一研究方向。该书得到各界好评。
１９９９年中国环境考古学成果蔚成大观出版了袁靖博士主笔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这是我国第一本区域环境考古专著。张居中教授主笔的《舞阳贾湖》出版，是一本包括人类生存环境内容，综合研究程度较高的考古学发掘报告。张敏研究员主笔的《龙虬庄》问世，这是淮河下游首本含较丰富环境考古内容的考古学发掘报告。他们将文化遗迹、遗物与自然遗物（土壤、人骨、植物、动物等）合并研究，即将人类文化创造及其相关的环境信息同视为遗存加以研究。上述四本环境考古或包含环境考古的专著与考古学发掘报告，阐述了古人类生存环境，文化创造，还论述了环境变化引起人类行为的改变与文化变化。此外笔者应灵宝市阳平镇之邀出版了《铸鼎原觅古》一书。
自１９９４年后，每年由学会举办迎新春座谈会，承俞伟超、严文明等先生踊跃参加，联系了情谊，活跃了学术思想，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０年元月６日，由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在京召开的“迎新世纪，携手发展环境考古”座谈会，有刘东生，严文明等多位先生出席，表达了环境考古学界在新世纪齐心努力发展我国环境考古的决心与信心。同年出版了《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这是我国环境考古深入发展的又一成果。
２００１年，水涛教授出版《中国西北青铜时-古论集》，该书较好地从环境考古角度论述了西北青铜时代。
２００２年是我国环境考古又一个丰收年，由叶万松研究员和笔者主笔的《洛阳皂角树》考古学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环境考古从黄河中下游面上考察转到点上研究的成果。它揭示了全新世周原黄土的褐红色古土壤，褐色古土壤，新近黄土分别与二里头、东周和汉、唐宋文化层有叠置与对比关系；在二里头文化层中发现有粟、黍、稻、小麦、大豆五谷。该书获得普遍好评，被认为是环境考古典范，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由接触到融合的转变。宋建博士主笔的《马桥，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发掘报告》，在中国首次较全面揭示了生活在古沙堤上的古聚落的环境、生活与文化创造。此外，笔者从事４６年科研工作的论文选集《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也得以出版了。
在此期间，不同报章、刊物等刊出环境考古论文数百篇，先后出了四期《环境考古通讯》，推动了环境考古展开。夏正楷、吴建民、朱诚、汤卓炜、王青、蔡保全教授等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陆续开设了《环境考古学》课程。中国学者还十分注意了与国外合作研究，例如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拉普（Ｇ．Ｒａｐｐ）教授成功的合作，其中我国派往美国跟随拉普教授学习的荆志淳博士起到了重要的桥墚作用。
二、主要收获
１、早期人类生存场所选择与变化
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采集、狩猎、穴居、茹毛饮血的依山生活。
新石器时代之初，随着人们生活能力的增长，农业萌芽，陶器诞生，生活的触角由山、山原之交向原进发。该期初我国北方正值板桥侵蚀期，地层不整合，环境剧变，加之北方洞穴相对不发育，而我国南方气候相对好些，水系、洞穴发育，生活条件较好，该期南方遗址发现多于北方也许与此有关。
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夏商周时期，正值气候适宜期，高海面出现，河湖发育。农业扩展，畜养发展和牧业形成，人们多定居在较高台原上，如在黄河中下游关中盆地、环嵩山、环泰山，以及北京地区，其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侧的高阶地（台地）上，且一般上、中游遗址多于下游。
距今约３０００年时，特别是战国以后，气候逐渐变凉干，海面下降，河流下切，新的一级阶地形成。人们由高阶地（台地）向低阶地迁移，如北京平原、岱海、西拉木伦河流域、关中。但在华东沿海低平地区，由于侵蚀基准面高，河流下切作用不明显，所以这里人们活动场所下移情况不明显。
综上所述，人类生存场所的选择，总的变化趋势是由山丘向山原、高台原、低台原进发，但各处由于构造地质地貌条件的不同，形成阶地（台地）级数有别，故各级台原上人类文化也不尽相同，然一般是人类由高台原向低台原迁移，所以文化遗存是高台原早，依次随着人类逐水而居变新。不过偶有相反的情况出现，那是由于洪水等原因造成，例如，晋豫间黄河北岸古城镇东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龙山时代人类向高阶地迁移。人类生存场所选择，取决于人类进化程度、文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气候和地貌变化。
２、地质地层与文化地层
人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以一种特殊的、重要的、巨大的营力，影响着人类所依赖的土地，并将其遗迹、遗物，即文化堆积，或曰文化地层保留与镶嵌在地质地层中而成为地层的一部分。过去考古学注重对人类创造的文物发掘与研究，这在考古学发展之初只能如此，但时至中国考古学诞生８０年后的现今，则应把研究领域扩充到文化层中的自然遗存和含文化层的地质地层，这样才会完善考古学研究。
从黄河中下游来看，这里全新世黄土地层出露、分层和与文化层的关系清楚，近些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全新世黄土地层因与黄土高原主体部分坡头黄土含古土壤类型等不同而有明显区别，所以另命名为周原黄土。周原黄土可分５层，分层如下：
全新世周原黄土（Ｑ４）
⑤耕土层（Ｑ５４），近代。厚约０．３０米
④新近黄土（Ｑ４４），约２０００ａＢＰ．以后，含汉后的文化层。０．５０
③褐色古土壤（Ｑ３４，Ｓ０２），约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ａＢＰ．，褐土，含东周、战国、秦汉文化层。０．５０
②褐红色古土壤（Ｑ２４，Ｓ０１），约８０００—３０００ａＢＰ．，淋溶褐土，或棕壤，含裴李岗（或老官台、磁山）、仰韶、龙山、二里头、商、周文化层。０．８０
①杂色黄土（Ｑ１４），约１１０００—８０００ａＢＰ．，黄、褐等色，文化有东胡林遗址等。０．５０侵蚀不整合晚更新世马兰黄土（Ｑ３）约７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ａＢＰ．，灰-粉砂土，含旧石器中、晚期文化。４－６周原黄土各层与相应的文化层有明显叠置与对比关系的确立，完善了全新世地层学，明晰了文化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利于文化层的远距离对比，为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地层学基础，使考古学迈向综合研究成为可能；也说明梁思永后岗仰韶、龙山、商三叠层考古学地层层序建立后，考古学跨入文化地层与地质地层并重研究的新时代。
１、耕土；２、新近黄土；３、褐色古土壤；４、褐红色古土壤
５、杂色黄土；６、马兰黄土；７、汉以后文化层；８、秦汉文化层
９、东周文化层；１０、西周文化层；１１、龙山时期文化层；
１２、仰韶时期文化层；１３、裴李岗文化层；
１４、新石器早期文化层
３、气候变化与文化关系
气候变化与文化关系研究，第四纪地层学是基础。新石器时代以来气候变化与文化关系研究，有赖全新世地层研究。我国全新地层研究起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研究北京埋藏泥炭，于１９６５年在《中国第四纪研究》４卷２期上发表刘金陵、李文漪、孙孟蓉、刘牧灵著《燕山南麓泥炭的花粉组合》和笔者著《对北京市附近两个埋藏泥炭沼的调查及其花粉分析》二文，开了我国全新世地层研究的先河，其研究说明我国全新世地层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与世界全新世气候变化与地层分层有可比性。后来为许多研究丰富与证实。
气候的干湿冷暖的变化对人体的直接影响，早已证明，并作为医疗的依据。另外，由于气候作为一种动力，影响地貌、水、土和生物，这些生活资源又影响到人生。概言之，气候影响人对环境的适应、选择与改造。人对环境适应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农业，农作物种类、耕作方式与分布都表现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北方气候干凉多种粟、黍，南方气候湿热，多种水稻。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３０００ａＢＰ．前，由农业变半农半牧，１１００ａＢＰ．前，唐末辽初牧业变农业，７５０ａＢＰ．金末元初农业变牧业，起因于气候变化。龙山时代社会结构，包括家庭、聚落变化与城的兴起，乃至炊具袋足三足器的兴起，均与当时人口增多和资源紧张有关。
若人类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洪水事件，那么其文化就会衰变，甚至中断，如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环境变化引起人群的迁移，如３０００ａＢＰ．前，原居于黄土高原腹地豳务农的先周民族受游牧民族戎狄南侵，移居关中西北部的周原，史称“古公迁歧”，这是由于气候由温润变凉干引起，人群做选择性适应迁移。人们为应对环境变化，有时会对环境做某些适应性改造，如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龙山时代水井和关中渭北塬上秦郑国渠的开挖，均是人类克服干旱，方便生活与耕种采取的工程措施。上述说明，人类在自然选择中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创造了响应环境变化的文化。这种响应环境变化的文化现象，概括起来导致出现三种情况，一是适宜环境下，尤其是６３００—５０００ａＢＰ．鼎盛时期文化稳定发展，形成文化发展高潮，仰韶时代文化即是。仰韶时代的仰韶文化，尤其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文化，其影响东至滨海，西抵青藏高原东侧，北达长城内外，南入长江流域，影响所及，包括半个中国，仰韶文化为形成中华统一文化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能如此，乃天地人和使然。天者指处在气候适宜期鼎盛阶段的北亚热带气候环境；地者指仰韶文化形成于中原和其影响处正是黄土分布区；人者指仰韶文化得益于三支前仰韶文化的铺垫。上述三者的和合，形成仰韶文化的强大辐射作用。二是剧变环境引起文化一时衰败，随之迎来文化跃进，如７０００ａＢＰ．时裴李岗文化变为仰韶文化（据班村遗址研究）；４０００ａＢＰ．时龙山文化变为二里头文化，特别是该期近年在青海省官亭盆地喇家齐家文化遗址发现地震、洪水灾害事件，给我们启迪。３０００ａＢＰ．周文化的转变也是如此。三是环境变化影响人类生存状况，如中原地区在８０００—３０００年间气候适宜期，水丰土沃，适宜人生，文化发达，３０００年后，温湿下降，河水泥沙增多，水量减少，冲刷能力降低，河道淤塞，洪水泛滥，河水（黄河）向东、东南改道，致对濮阳一带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影响。但华北平原旱化，湖沼减少，促使人类深入平原开发。北宋以后，旱情加剧，中原失去经济、文化优势，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东南移。还如海侵、海退对人类生存场所的选择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上海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明显受控于海侵与海退；又珠江三角洲６０００ａＢＰ．海浸期，这里西樵山文化中缺农具，与内陆显著不同，这是由于西樵山文化期人类靠海以捕捞和采集为生的原因引起。（上）
（按：本文初稿完成于２００２年，文中大量注释在本报发表时未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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