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要去街头浏览一些报纸,见到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禁缅怀起一些往事。
1956年末,我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通讯》编辑部做编辑工作。当时费孝通先生写的《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是夏鼐先生交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记述了他在云南大理等八个县市所做的考古察访,其中的实物资料包括石器、古城遗址、剑川石宝山的石刻、艺术造诣极高的木雕,以及用白文和汉文抄写的家谱、书信、契约和经卷等。由于这批珍贵遗物的发现,以及费老及时建议当地政府应当加以妥善保护后,才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并组织人力进行保护。
由于我当时初到编辑部,并编辑了这篇文章,因此至今仍有记忆,尤其是那些制成图版的照片。
《考古通讯》1956年第三期上,还发表过费老的另一篇题为《开展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的文章,文中提出民族问题研究工作中,要依靠考古学的帮助。并且举出了许多相关的实例,尤其值得研究的是,发掘出土的古代遗物是哪种人的遗物。所以加强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密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约有半个世纪了,但是对开展民族考古以及民族考古和考古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上,仍然有着指导性的意见。
1990年8月,适值考古所建所40周年,在故宫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十年研究成果展览》,费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在百忙中来故宫观看展览,由当时所领导徐苹芳、徐光冀和高广仁三位陪同参观了全部展出器物,并做了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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