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民 郎保利：《观象授时与中国文明起源——从陶寺观象祭祀遗迹谈国家起源时期公共权力的形成》，《晋阳学刊》２００５年１期：《尚书·尧典》在赞颂尧的治绩和叙述当时的*活动时，均将派员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列为当时记载的首要政务。无独有偶，近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继大型墓地、龙山晚期的特大城址等发现之后，又报道了关于一座可能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的发现，其相对年代约当陶寺文化中期，绝对年代约为距今４１００年。因此有理由推测，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成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文明的早期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观象授时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公共权力形成的可能途径，这与张光直先生指出的由掌握沟通天人的知识以获得*权威的理论假设其实是殊途而同归。巫术及观象授时的*地位的衰微发生于西周时期，东晋学者虞喜《志林》有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因此可以认为，陶寺的观象祭祀遗迹这一实物遗存可以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志。

    马保春：《由晋南二里岗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中原文物》２００４年６期：自二里岗文化下层偏早阶段开始，山西南部的临汾——运城盆地开始发现较多的二里岗类型早商文化遗存和遗址，但此前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其与早商文化并不属于统一系统，因此可以判定此地的早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外来介入性。作者假定二里岗类遗存是早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的商族文化，并通过对商文化遗存与要素的时空分布统计和排比分析，发现商文化遗址数量与文化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从南到北、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