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社会活动中的许多问题不认识、不理解。人们为了得到解脱、得到护佑，产生了许多良好的愿望、迷信思想甚至是愚昧的活动。自然界中的天空大地、高山大流、奇树怪石、猛虎憨熊、毒蛇鸣蝉，无不成为了人们顶礼膜拜、精神寄托的支柱。他们憧憬着月宫、瑶池、天庭那虚幻的、无忧无虑、美食佳肴的幸福生活，即使遥不可及，也渴望着有人能替他们与上天取得联络，帮助他们摆脱当前的困境，达到某一种目的，甚或脱凡成仙升天。其实，中国的原始宗教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而巫觋这一特殊的人物就担当起了这一特殊的角色。如果要追根寻源的话，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良渚文化中就有这种人物的形象。最完整、生动的一位被仔细地刻画在浙江一件大型的玉琮上（图２）。他头戴宽大的羽冠，倒梯形方脸，双眼圆睁，牙齿歙露，身上满饰卷云纹，双手抚胸，身下骑着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学术界一般认为这只老虎是巫师得以与天地沟通的坐骑，称“ ”。经过笔者的充分考证，发现这种人骑老虎的现象自此一直绵延不断，甚至在清代也有台湾风师爷骑虎的陶塑之类的发现。虽然晚期虎身上人的角色有些许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且法力巨大无比。有趣的是笔者曾经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根据这个现象和规律，竟将四川三星堆一坑两处发现的跪坐铜人和虎形铜器，将妇好墓中的跪坐玉人与玉虎、玉龙分别合二而一，复原成了一件件商代仅见的巫师御虎（或龙） 的重要文物，又将三星堆所谓的铜面具一分为二，分解释读为上人下虎，引起了文博界的一阵轰动。至此，读者当然会问，既然人虎题材几乎绵延了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汉代确实也有发现），为什么汉渭陵的玉器却由飞马替代了老虎？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汉代对马的超乎一般的依赖、超乎一般的重视、超乎一般的尊崇有着必然联系。 汉代的马在当时是一种既灵活又耐劳的畜力，农民种地战士打仗都离不开马，因此，汉朝尤其重视马匹的驯养。政府不但鼓励老百姓养马，而且官方同样大量养马。景帝时在今甘肃、陕西一带设置了三十六个养马场，饲养了三十万匹良马。武帝为得到西域大宛国汗血马，不惜以重金和金马做交易。哪想到，大宛王不但不给马，反而杀了汉使，并劫走了金银财宝。爱马如命的武帝不依不饶，再使李广利从玉门出发翻山越岭，跨过浩瀚的沙漠，行一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才从那里带回了三千多匹良种马。为汉王朝的发达强盛作出了重大贡献。汉武帝为纪念大宛马的到来，特赋诗一首“西极天马歌”，赐大宛马为“天马”。随着人们对马的重视，反映在文化艺术上的形象也越来越多，马的画像石、画像砖、马的漆画、马的墓壁画、彩绘-、彩绘陶马、鎏金飞马铜带饰，以及声名远播的陕西兴平鎏金铜马、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大型石雕，甘肃武威雷台的青铜“马踏飞燕”等，都是汉代对马重用、对马赞颂和尊崇的生动表现。而“羽人骑天马”白玉圆雕则是人们在对马的认识上的超自然的登峰造极！
天马神通广大，体生双翼，可以腾云驾雾。汉代玉工审时度势，易虎为马也不失为一种时尚和社会的需要。不过，文献与考古资料都证明，这种情况仅就此短暂的一瞬，以后通神的“ ”仍主要由老虎担当。
驾驭生翼天马的羽人前已说及，他不可能是一个凡人，他应该是一位以“马 ”为脚力、来往于天地之间的、担负着与天地沟通任务的巫师。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有：“因道士的穿戴和追求成仙，世又以‘黄冠’、‘女冠’、‘羽人’、‘羽士’”等代称之一说。其中“羽人”、“羽士”既是道士的代称，又与“羽人骑天马”白玉圆雕及其他质地的“羽人”殊途同归，而道教本由中国的原始宗教发展而来，这种前后互为佐证的现象足以勾勒并说明了“羽人”的祖源、形象、角色以及与中国原始宗教不可分割的渊源联系。
除了良渚文化玉琮上的最早的羽冠神人的形象之外，在商代的玉器中同样能见头戴羽冠的神人和体
生双羽“羽人”。江西新干大墓死者的头部曾经出土了一件造型奇特的玉羽人。侧身，屈膝下蹲，握拳内勾，腰部生出双翼。至汉代，以西王母仙境为题材的彩绘、髹漆、铜镜、砖石刻中的各种羽人更多，他们飘飘欲仙，忙碌于天上祥云之间。鎏金铜羽人是西汉晚期至东汉的并不多见的文物造型。从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出土的两件观察，都是大耳、披发、肩生双羽的跪坐铜人，而且都作捧持状。河南一件手中捧物为中空长方体、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这些身下未有坐骑的羽人究竟与有“ ”羽人有什么区别，依笔者分析，在西王母身边的羽人们都已经处在仙境，大可不必一天到晚地坐骑在“ ”身上。而胯下有“ ”的羽人，显然正行进在天地之间漫长的、无形的、凡人无法逾越的、只有“ ”才能通达的道路上。他们捧持着人间的珍宝进献给上天，捧持着上天的旨意回转给人间。
胁出双翼由地飞天，是汉代先民崇马至极的必然产物，以马易虎（龙、鹿）为 ，是汉代先民顺应时世的特殊现象，“羽人骑天马”是汉代先民留给我们见证巫师一度御马 通天的最直接、最珍贵的历史文物，“羽人骑天马”在中国本土宗教上的重要意义足以与良渚“神徽”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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