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实验 砸击法被北京猿人用来处理脉石英，由于中国境内好石料不多，因此砸击法生产的石制品分布很广。于是，砸击法一度被看作是联系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纽带。现在我们知道，砸击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连黑猩猩都会用石头砸击核桃，因此古人类采用这种技术无需专门的训练和传统的继承。 自丁村遗址发现后，许多学者讨论碰砧法并进行了初步的实验。但是用系统和有控制实验来研究碰砧法是从９０年代开始的。李莉认为，碰砧法和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区别不是很大，用同一类石料打片难以区分两种技术的产品。沈辰和王社江也认为，单凭破碎特点不能有效将碰砧和锤击石片区分开来。王益人通过精心设计的打片实验，否定了丁村遗址主要采用碰砧技术的传统看法，认为碰砧石片完全可以用锤击法生产，丁村也没有发现确凿的碰砧石核。
高星对周口店１５地点的研究发现，虽然脉石英比重很大，但是石核剥片已经主要采用锤击法，砸击技术退居次要地位，表明古人类已经能够用锤击法熟练加工脉石英这种劣质石料，并根据原料不同的形状采取不同方式生产石片和加工石器。
拼合研究 拼合是一种分析打片程序和人类生产活动的方法，现在被用来提炼人类行为和遗址利用的信息。我国拼合研究首先是在泥河湾尝试的。１９９０年，中美学者对东谷坨石制品的观察中，首先进行了拼合尝试，将２３件标本拼成１１个拼合组。之后，谢飞对岑家湾８９７件石制品进行拼合，有１３１件可以拼接，拼合率达１４．６％，表明遗址为原地埋藏。后来，岑家湾１９８６和１９９２年出土的石制品被放在一起拼合，１３８３件石制品中有三分之一可以拼合，拼合率为３３．４％。１９９０年飞梁遗址的发掘也采用了拼合研究，共有９个拼合组，拼合率达１７．６％。李超荣等对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出土的２６５件骨片进行拼合研究，７９件骨骼被拼合成３３组，４５件上有人类砍砸、切割和刻画的痕迹。
微痕分析 微痕观察是人类行为及经济形态分析的重要方法，上世纪８０年代引入中国，但是系统的实验分析要到９０年代才开始。比如侯亚梅对周口店第１地点和马鞍山遗址石制品的微痕分析，黄蕴平对山东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微痕分析，夏竞峰对实验刮削器的微痕观察等。沈辰和陈淳系统介绍了微痕分析低倍法原理，并对小长梁石制品进行了微痕观察，发现一些初级石片上留有加工肉类和少量植物的痕迹。
类型学 旧石器类型学一直被作为衡量文化关系和建立文化传统的尺度。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方法的缺陷，开始从石料、人类行为、埋藏环境等方面来考虑复杂因素的作用。比如，北京人和丁村旧石器一直被认为是两类不同文化的代表，这是因为我国学者一度认为，石器的大小和打制方法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有学者根据主观建立的类型学大小标准，将丁村５４１００地点的石制品归入了以周口店第１地点为代表的“小石器”传统，王益人则认为，丁村不同地点石制品大小有异的原因是河流搬运和分选的结果，并不是两种文化传统的人群在汾河流域共存。他进而对贾兰坡著名的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的划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石制品大小不一定为人类刻意造就，而是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结果。
生存策略 如何从遗址利用和遗物分布来了解古人类的生存一直是我国旧石器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是在过去１０年里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王幼平等对湖北鸡公山遗址的发掘，揭露出近５００平方米的生活面，布满各类石制品，发现了砾石组成的石圈，这些遗迹可能与人类的栖居活动有关。房迎三等报道了安徽毛竹山一处中更新世遗址里由砾石垒砌的半圆形遗迹，由近１１００块砾石构成，被认为是刻意建造的掩体。
中美联合研究的贵州盘县大洞遗址，是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考古埋藏学和多学科研究的成功案例。埋藏学研究表明，洞穴中大量动物化石曾被古人类、食肉类和啮齿类活动所改造。由于大部分的物种不是穴居动物，考虑到洞穴里发现的石料质地很差，洞中出土的大量牙齿很可能被古人类用做工具的原料。
操作链与认知能力 上世纪下半叶旧石器考古一项最具开创性和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操作链”概念的流行，它以一种动态方法分析石器每个生产环节，包括原料采办、剥片程序、使用维修和废弃的全过程。从类型学的静态观察转向人类行为的动态分析，以了解石器工业的生命史。陈淳和沈辰应用“操作链”概念对小长梁石制品生产流程进行分析，认为小长梁直立人加工技术处于很低的决策层次、行为简单、不存在将各个打片环节连贯衔接来达到预定目的的决策过程。他们进而根据皮亚杰理论和美国学者威恩的模式，认为小长梁直立人的认知能力可能低于今天１２岁儿童的智慧。
存在差距
中国旧石器研究基本上已经开始涉足国际上流行的几大主要领域，但还有待于提高和大力推广。有些研究领域仍是空白，比如残渍分析。加拿大考古学家洛伊首次于８０年代中期对石器上残留的血渍进行了分析，分辨出这些血渍代表的物种。在过去２０年里，残渍分析开始用实验来检验考古观察的可靠性，发现有些值得质疑的地方。比如，残渍分析结果有时与微痕分析或考古材料不合。不同埋藏条件对血渍的残存有很大的影响，结果往往不大可靠。目前，考古学界呼吁采用更多的实验和盲测来提高分析的可靠性。与血渍相比，植物残渍如硅酸体、淀粉颗粒和纤维可以直接观察分析，并可以分辨到种和属的层次。目前，植物残渍不同保存机制的研究仍然不够。石器上的古ＤＮＡ也是如此，虽然有人从法国莫斯特刮削器上发现并提炼出了ＤＮＡ，但只是非常小的片段。由于ＤＮＡ在动物死亡后降解很快，因此从石器上发现古ＤＮＡ尽管令人鼓舞，但是面对的问题也非常棘手。
石料和石器的生产和分布，现在被用来分析史前的贸易和社会复杂化。紫外线荧光法现在可以被准确地用来分辨燧石的种类和产地，了解人类开采原料的策略和区域交易。黑曜石贸易在美洲和欧洲非常流行。一些制成品的贸易也非常广泛。在美国东北部，石镞的贸易网形成于伍德兰（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洋洲的几个岛屿缺乏燧石和黑曜石，石器贸易的距离可远达几百公里。另一个研究课题是手工业的结构，了解工具的生产是家庭或村落的小作坊生产，还是受一个中央政体或社会阶级控制。对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土墩出土的石器研究发现，石器并非家庭而是聚落层次上的生产和消费。而在玛雅帝国的一些中心，那里没有大型的石器加工场，说明石器生产并没有集中的控制。
工具的取代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成功的案例是罗森对近东铜石并用时代打制石器衰落轨迹的研究，最早消失的是箭镞，然后依次是雕刻器、石斧、石钻，最后是镰刀上的石叶。由于代价相对低廉和比较完善的专业化生产，使得石叶生产坚持到最后才被价格更为低廉的铁镰所取代。在北美，金属刀很快取代了石刀，但是石制刮削器和碾磨工具仍被长期使用，因为金属工具并不比这些石器来得优越。同样在澳洲，日常用具如凿、刀和矛头迅速被金属取代，但是一些标志地位的石质礼器如大型尖状器仍被生产用于交换。
近年来有关非实用性石器的使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后过程考古学探究器物背后的思想意识。以澳洲土著为例，由于他们以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来看待石头，这使得石器也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北美的史前阶段，证据表明有些被广泛贸易的石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比如鸡尾形尖状器常与铜饰珠共出，很可能是一种贵重的贸易品。
小 结
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在老一辈学者先驱性工作的基础上，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引入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努力采用更为细致的采样技术和多种技术手段来提炼生态和人类行为的信息。这些进展也受到国际考古界的高度评价。２０００年在美国考古学会第６５届年会以“中国更新世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的分会上，主持人之一的加拿大资深考古学家舒特勒教授指出：“中国旧石器研究已经进入了利用现代技术和理论解释文化遗存的新阶段，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已成功走上了运用现-古技术和实验方法的研究道路。我感到中国旧石器时-古学已趋成熟，其前进的步伐是迅速的。”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巴－约瑟夫也指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层位学、年代学和石器技术等，长期以来难以摆脱早年周口店研究的窠臼，而最新的研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突破前人的窠臼，为我们提供由国内外学者联手奉献的最新成果。”
毋庸讳言，和国际学科发展水平相比，我们的工作还刚刚起步，存在很大的差距。正如法国考古学家拉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当代学术通观》一书中所指出的：“考古学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明确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首要任务是要系统地搜集尽可能多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材料。发掘仅仅局限于使埋藏在地下的考古遗迹重见天日、搜集艺术品和具有审美价值的、珍贵的‘博物馆文物’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看到，为什么发掘工作在不久前还不过是民工挖土的活儿，而现在，就其所需要的细致和精密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同心协力，加快发展步伐，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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