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引进碳十四测年技术，并应用于绳纹时代和无土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测年。其中对神奈川县夏岛绳纹时代早期遗存进行的碳十四测年，确认绳纹陶器起源于９０００年前，引起社会各界很大轰动。此后，碳十四测年技术不断应用于绳纹时代、弥生时代甚至古坟时代的断代研究中。

    毋庸讳言，从中国、日本等国的实践可知，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局限性也是十分鲜明的，突出表现在所测定的年代数据精度不高和有一定的年代误差等方面。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项测年方法目前还不算十分完善，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多。由于１万年来大气中的１４Ｃ浓度并非一成不变，诸如太阳黑子-、火山喷发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使大气中的１４Ｃ的浓度发生变化。大气１４Ｃ水平的波动使得生物体中１４Ｃ水平与自然界１４Ｃ水平不是恒定不变的，故利用碳十四衰变原理测出的年代数据需要用树木年轮年代校正才能转换成日历年代。但由于校正曲线的非单值性，转换之后的日历年代误差往往要大于碳十四测年误差，需要用曲线拟合法进行“拟合”，才能最终确定出样品的距今年代。这些复杂过程，哪怕是有一点点的闪失或不严谨，就会导致测年数据的不可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尽管常规碳十四测年技术有了改进，又发明了加速器质谱计数法（ＡＭＳ），采用了系列样品高精度曲线拟合法，但其测定数据有误差的弊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看来，碳十四测年法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测试技术本身是否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现行的半衰期有无问题？已确定的树木年轮年代是否绝对准确？甲地确定的树木年轮年代是否适合乙地？现行的“１４Ｃ—树轮校正曲线”是否有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最让人头疼的是，有的生物体死亡的年代与其被人们利用的年代是一致或接近的，如一年生植物、谷物等；但更多的可能是生物体的死亡年代与其被利用的年代不一致，这种现象使得人们对文化遗存年代的判断具有许多不可知性。如一棵大树，其本身可能生长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被人砍伐或自然死亡后也许马上被用作建筑房屋，如此则其死亡年代与房屋建筑的年代一致；但也可能大树死亡后要停放若干年再在适当时候才建筑房屋，如此其死亡年代与房屋建筑年代是不一致的，相差多少年很难估算出。还存在着拆除以前旧建筑、利用其木材建造新房屋的可能性。如古代日本桓武天皇时期（公元７８１～８０６年）曾经拆除平城京、难波宫的各种建筑，用其木料营建新都长冈京。如此，则树木死亡的年代与房屋建筑的年代差距就更难确定了。令人忧虑的是，目前的碳十四测年法似乎都是把树木死亡的年代与被人类直接利用的年代相挂钩，或者说把含碳标本的距今年代常常认作是该标本所在的古代文化遗存的年代，如水井中支护木的碳十四年代就是水井的建造年代，墓葬中棺木的碳十四年代就是该墓葬的年代。这样的测年数据，其准确性有多大实在无法知晓。因此，截止目前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应用于社会发展速度和文化面貌变化较缓慢的史前研究尚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对于要求确定具体年月甚至日期的历史时期断代来说，其应用价值则大打折扣。

    碳十四测年的局限性还表现在这种技术还不能离开考古学提供的年代信息而独立进行古代文化遗存年代的测定。在操作过程中，碳十四测年工作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关于样品年代的考古信息，以方便用曲线拟合法进行年代“拟合”。这就很难保证碳十四测年工作者不受到样品提供者或样品提供单位、学术界某些专家的学术观点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样品测定者自己以前既定年代观点的制约。

    在测年标本提取方法上有无不当或错误操作，也是需要关注的。如考古地层划分和考古年代的确定是否准确？样品在提取过程中是否受到未知的污染？不同环境下受污染的程度是否一致？地下出土的样品在考古发掘之前是否就已受到上层（后期）因雨雪水下渗等因素而导致的碳素污染？
 
    正是因为碳十四测年技术存在的上述局限性，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其了解的深入和这项技术的推广，考古界对其态度逐渐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坚信这种测年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性，把碳十四测年数据作为其重要的断代依据；而另一部分人则由最初的崇信、默认，发展到今天的动摇甚至全盘否定，对这项技术的疑问之声在各类学术场合不绝于耳。

    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差别，相当多的考古工作者不完全了解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工作原理，对碳十四测年技术要考古界提供样品详细的考古学年代信息十分不解，认为既然碳十四测年法是一项科学技术，就应该能够独立地进行，测出的年代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过多受考古学年代的影响而人为地确定一个年代数据。碳十四测年工作者则耐心地甚至是苦口婆心地解释为什么要提供考古地层单位和大概年代。但一部分考古工作者似乎没有被说服，仍然坚持己见，以至于听到要求碳十四测年工作者“背靠背测年”的呼声。

    已发表的部分碳十四测年校正年代或拟合数据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不同的实验人员，同一实验室的不同阶段，对同样的文化遗存所测定的年代互有出入，这让考古工作者无所适从，以至于出现了不用碳十四测年数据、或是采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而不理睬不利的数据的不正常现象。如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所公布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碳十四测年校正数据中有许多是公元前１９４０～１９００年左右，但近年公布的二里头一期的数据最早的则是公元前１８８０，较晚的是公元前１７００年前后，这与以前所测数据显然不一致，有关人员并未专门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或明确否定以前所测数据是错误的。有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与考古年代差距较大，个别甚至有悖常理。如测出的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数据是公元前１８８０年，但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新砦期遗存的年代数据尚晚于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同一组人在不同的场合，甚至同一篇文章的不同段落，所提供的同一文化遗存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前后不一。

    日本考古学界近年的热点之一就是考古学年代与碳十四年代的大碰撞。关于弥生文化时代的年代，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家主要依据陶器的型式和层位来确定相对年代，然后依据遗址中出土的中国文物为线索，结合中国文献，也参考韩国的考古年代成果，确定其绝对年代框架。如在相当于弥生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出土王莽时期的铜钱“货泉”，据此推测弥生时代中期的中间阶段属于公元前后。早在１９３９年，小林行雄就曾认为弥生时代的年代是“公元前２、３世纪之间”。经历６０年的研究，一般学者认为，弥生时代开始于公元前５世纪到４世纪，结束于公元３～４世纪。与此同时公布的诸多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大都与考古学年代相一致。但是，自１９９７年以来，日本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春城秀尔等专家通过对弥生时代的遗存进行碳十四测年，对弥生时代“传统年代观”提出了挑战。２００２年秋，他们对外宣布其碳十四测年结果，引起日本各界的极大反响，在２００３年的历博国际研讨会上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些学者认为：北部九州地区的弥生时代早期（夜臼Ⅰ式）开始于公元前１０世纪后半叶，弥生时代前期（板付Ⅰ式）开始于公元前９世纪末到８世纪初，弥生时代中期开始于公元前４世纪后半叶。并提出弥生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弥生时代前期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弥生时代中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弥生时代后期大致与新莽、东汉、三国时期并行。这种弥生时代“新年代观”把“传统年代观”所确定的弥生时代开始之年一下子提前了５００年。对于这个新论，考古界态度各异：有支持的、兴奋不已的，也有惊讶的、迷惑不解的，更有反对的，甚至有完全否定的和耻笑的（见春城秀尔、今村峰雄编：《弥生时代的实年代》，学生社，２００４年）。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中国考古学界对碳十四测年技术还不怎么了解之时，日本的山内清男、佐藤达夫就曾公开对碳十四年测年法提出异议，认为这项技术不可信赖，绳纹时代的断代应主要依靠与大陆文化遗存的比较。这种对碳十四测年法的否定之声甚至波及到与其相关的树木年轮年代法的研究结果。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光谷拓实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利用树木年轮法测定年代，１９９６年公布了对大阪府池上曾根遗址树木年轮年代结果，把弥生时代的年代至少前提１个世纪，引起学界很大反响，被称作“池上曾根遗迹事件”。而２００３年“历博弥生开始年代事件”的发生，更是把考古年代与碳十四测年方法的碰撞发展到顶点。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对碳十四测年法抱有成见的学者仍不乏其人。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碳十四测年技术很难达到像测人的血型、测青铜器合金成分那样容易、准确的地步，要求其不与考古学年代结合、独立操作测定年代显然也是困难的，期望其测年数据没有任何疑点、成为断代铁证也是不现实的。考古工作者不应苛求碳十四测年科技工作者，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工作，多鼓励、多支持，不要对其进行讽刺挖苦和泼冷水，而要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认真选取科学的测年标本，尽可能提供真正的而没有个人主观意志的考古信息。对于碳十四测年科技工作者来说，也要理解考古工作者的焦急心态，安下心来，埋头攻关，继续加强对碳十四测年原理的研究，尽可能改进测年的技术和手段，更加合理运用、把握“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特征，进一步提高测定数据的精度和减少误差。相信经过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最终人们会较熟练地掌握碳十四测年技术，提供出较为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年代数据，减少直至最终泯灭考古学年代与碳十四年代的碰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