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关系，毫无疑问地说明至迟在良渚文化末期，太湖地区就已经存在印纹陶遗存。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印纹陶罐演变规律是从凹底变为圜底，综合目前所见材料，这种认识可能要得到修正。时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好川墓地、良渚文化末期的广富林Ｊ１４印纹陶罐都是圜底或圈足，未见凹底印纹陶罐。而时间稍晚属于广富林遗存的宁波慈城小东门Ｊ１：１印纹陶罐为凹底，再晚的夏、商时期马桥文化印纹陶罐也多为凹底。看来，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印纹陶罐可能以圜底或圈足为主，圜底或圈足印纹陶罐时间早于凹底印纹陶罐。这是我们从广富林Ｊ１４印纹陶罐得出的另一个启示。
总体上讲，良渚文化末期印纹陶数量很少，为良渚文化新出现因素，其产生可能来自于外部文化影响。浙西南地区具有悠久的印纹陶传统，如好川墓地在第一期中便开始流行印纹陶，数量也较多，是好川墓地重要组成部分。形态上，广富林遗址Ｊ１４印纹陶罐与好川墓地Ｍ２８：２、Ｍ２８：８、Ｍ４９：１５印纹陶罐有诸多相似之处，均为侈口、束颈、圜底；纹饰风格上，这些印纹陶罐肩部均饰一周附加堆纹，腹及底部拍印纹饰（见下图）。据我们对好川墓地重新分析，Ｍ２８、Ｍ４９为墓地最晚的第三期，时间为良渚文化末期左右，与Ｊ１４时间接近。考虑到好川墓地印纹陶出现时间比太湖地区早，流行时间长，而广富林Ｊ１４印纹陶罐为良渚文化新出现因素，并且在形制、纹饰与好川墓地印纹陶十分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好川墓地所在浙西南应是良渚文化末期印纹陶遗存的重要来源地区。
综合好川墓地、广富林遗址材料，印纹陶在太湖地区出现的背景和后果可作如下理解。好川墓地中镂孔豆、袋足颈、双鼻壶、簋等器物都应是良渚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整个器物群中占了很高比例。埋葬习俗是某种文化人群固有的行为规范，不会轻易改变。好川墓地随葬器物中良渚文化因素占有这么高的比例，单单用受良渚文化影响去解释恐怕还不能另人信服。更有可能是向南迁徙的良渚文化晚期居民与当地居民融合而产生好川墓地这种混合的文化面貌。至迟到好川墓地第一期时良渚文化居民开始了向浙西南地区迁徙，人群迁徙的重要结果是到良渚文化末期中国东部太湖和浙西南两大文化区之间形成了互动文化带，类似形制的印纹陶因素同时出现在两个文化区，这是太湖地区印纹陶出现的大背景。虽然良渚文化末期时印纹陶因素出现在太湖地区，但目前材料还很难说明印纹陶遗存在良渚文化衰落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毕竟印纹陶因素在良渚文化末期中所占比例很小。另一方面，两大文化区联系的建立对太湖地区以后古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到夏代，浙西南地区的肩头弄遗存入主太湖地区建立了马桥文化。
已发表的材料中，在吴兴钱山漾遗址也曾发现印纹陶遗存。该遗址分上、下两层，除印纹陶外上、下两层出土器物没有太大变化。印纹陶只见于上层，纹饰中有类似好川墓地的折线纹、席纹等。与良渚文化时期印纹陶器最大的区别是器物均为圜底内凹，另外还发现几片黄褐色印纹陶片。钱山漾遗址本身缺少典型遗迹单位，地层包含物显示每层存在一定时间跨度，比如下层中时间早的粗矮颈与晚的细长颈共存，当然判定地层年代要以最晚的器物来定，但以目前认识我们对钱山漾遗址出土物时间不能全部准确识别。这些印纹陶出在地层当中，它们时间还是不能准确认定。钱山漾席纹罐形制与江山第二单元同类器物形态相似，时间晚于良渚文化时期，另外在好川、广富林等良渚文化晚期中不见此种印纹陶罐，我们倾向于钱山漾遗址印纹陶器时间要晚于良渚文化时期，但具体的文化面貌、文化性质还要等待将来更多的考古发现。
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到马桥文化之前印纹陶研究才刚刚开始，它的到来正处于太湖地区古文化由良渚文化鼎盛时期到马桥文化形成前的一段动荡时期，也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受到波折时期，印纹陶遗存在这中间对太湖地区古文化影响和作用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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