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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瓷原料的几个问题

    窑址青瓷胎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这说明,当年小仙坛等制瓷作坊是利用本地天然的不需人工配制的原料生产瓷器的。瓷土和瓷石是呈风化或半风化状态的富含氧化硅、氧化铝等成分的矿物,它虽分布较广,却不是随处可见、轻易可得的,它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窑匠去寻觅和识别。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瓷业的发展与瓷土、瓷石的探矿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也许与优质的制瓷原料蕴藏丰富、容易开采有关,自东汉瓷器创烧成功后,上虞的窑业发展迅猛,至三国西晋时,窑场几乎遍布曹娥江中游的丘陵地带,其产品除了满足本地需求外,还远销南北各地。1970年,江苏金坛出土了一件带铭文的青瓷器,在器腹的一面铭有“会稽上虞”等13个字,而在另一面则刻着“紫是鱼浦土也”六字。有人曾将“土”字释为“瓦”字,对此,我已作过讨论,认为释成“瓦”字是错误的。把制瓷原料——“土”作为广告语铭刻在销往远地的青瓷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亦是此器的珍贵之处。“鱼浦”即“渔浦”,此名在《水经注》中就有记载:“……县之东郭外有渔浦,……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可见,“鱼浦”就是现在上虞的白马湖。就像在汉地到处都有“凤凰山”、“龙山”一样,在水网密布的上虞境内也会有另外的“鱼浦”小地名,但从三国西晋上虞出产的青瓷普遍将“会稽”、“上虞”、“始宁”等郡县名铭入广告语的情况分析,这件青瓷器上的“鱼浦”当为知名度较高的大地名,它必定是《水经注》所载的上虞县东郭外的“渔浦”。作出这一判断的另一个依据是,三国西晋时期规模较大的窑场虽集中在上虞上浦、联江一带,然那时此地属于始宁县,故铭有“上虞”字样的这件青瓷显然不是上浦、联江一带窑场的制品,而应产于白马湖附近地区。在与白马湖相连的横塘发现过三国西晋时期的青瓷窑址,也不排除在环湖其他地方遗存同类窑址的可能性。这种就地取用制瓷原料的状况,一直到宋元时期仍较普遍。《龙泉县志》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泥则取于窑之近地,其他处皆不及。”显然,龙泉大窑成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地,依赖于附近有丰富的优质的瓷土矿。据调查,北宋汝窑所用的原料也是就地取材的,瓷土矿分布在窑址周围,而配釉所用的玛瑙矿,距窑址不足2公里。定窑的制瓷原料取于窑场附近的灵山等地。明代德化窑白瓷所用的原料为当地的瓷石,“是一类制作高质量白瓷的天然混合的矿物原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过去有人认为,窑场的衰落、迁徙与当地瓷土资源的耗竭相关。这种观点明显与事实相左。窑场主选择建窑地点时,需要考虑原料、燃料、水源、运输、劳力、风水等许多因素,而充足的原料则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因为瓷土或瓷石矿生成时,通常具有很大的蕴藏量,所以不会由于制瓷业的有限的开采而枯竭。越窑、龙泉窑等庞大窑系的很多窑址存在不同时期窑业遗存相叠压的情况,就是胜于雄辩的铁证。其实,在各地的古窑址附近,不难见到瓷土、瓷石矿,有的临近古窑址的现代制瓷作坊,至今仍在使用与古窑所用相同的原料烧造仿古瓷。一般来说,古代窑场的倒闭主要与-、经济、自然灾害、战争等有关,譬如:东晋越窑产量的缩减,是受到了孙恩起义的影响;北宋官窑——汝窑和南宋官窑的停烧,系朝代更迭所致;越窑的势微,则完全归因于窑业在与农业等经济门类的广义的竞争中的败北,也就是说,价值规律无情地熄灭了越窑的炉火,而绝不是由于原料的匮乏,试想:广布于宁绍地区的近二百处窑场附近的瓷土、瓷石矿怎么可能会在北宋晚期同时告竭呢?从逻辑上讲根本不可能,更何况宁绍地区的瓷土、瓷石资源在越窑近千年的取用后依然丰饶!

        然而,当景德镇在明代成为全国的“瓷都”后,因高度密集的窑场的过度需求,终于使窑区旁的瓷土开采殆尽——“近则饶土入地渐恶,多取于祁、婺之间。婺人造土成砖,磨砖作浆,澄浆作块,计块受钱,饶人买之以为瓷料”。清代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则产于“徽州祁门县坪里、谷口二山,距窑厂二百里”。景德镇附近虽出产高岭、玉红、箭滩数种原料,但“止可参和制造,于粗器为宜”。明清景德镇窑异地取土的情况,说明了三个问题:(1)具有综合优势的大规模的窑场,不会由于原料等短缺而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2)极度繁荣的窑业生产所导致的异地取土,使制瓷业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原料开采加工因此成为独立的经济门类,这种产业模式对现代陶瓷生产有着重要影响。(3)远距离取用原料,只有像景德镇窑这样的在海内外市场上居垄断地位的窑场才能做到,若无如此的绝对优势,任何窑场都只会面临易地筑窑或歇业的抉择,因为商品瓷生产毕竟是受制作成本制约和价值规律支配的。而不计工本的官窑、御窑厂则是例外。

        古代窑业的“土著”性,使制品带有胎记般的烙印,这是古陶瓷研究的最可靠的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进行的古陶瓷化学成分分析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作的古陶瓷微量元素测定,均已凸显了通过古陶瓷原料的研究来确定古陶瓷具体产地的重要性。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造成古陶瓷化学成分与微量元素差异的,除了不同地点的原料所固有的因素外,至少还有四个原因:(1)地表与深层的原料在纯度上存在区别,前者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比如:龙泉大窑宋代青瓷胎的含铁量高于元明青瓷胎的含铁量。(2)同一种原料加工精度的高低会改变氧化物和微量元素的含量。(3)同一地点不同原料的化学成分和微量元素明显有别,例如: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商代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微量元素含量存在较大的差距。(4)用二元配方或多元配方的羼和料制作的陶瓷,胎中氧化物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因此,运用科技测试方法确定墓葬、遗址出土及水下打捞的陶瓷器的确切产地,除了需要考虑诸多可能影响判断准确性的因素外,还必须依赖古窑址标本及各地早期“土著”窑业制品微量元素数据库的建立,否则,缺少足够的参考和比照数据的测试,是难以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准确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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