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对英格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比利时的四处中世纪遗址的专门研究，建立了对猪牙的ＬＥＨ的观察、纪录和分析方法。为了观察和统计方便，他们主要选择左下颌上的第１臼齿、第２臼齿和第３臼齿进行观察。当然，根据具体的出土状况，也可用其他恒臼齿替代。观察的重点在臼齿的舌侧，因为舌侧面相对平坦，便于测量，但颊侧也不能忽略。观察时，将标本置于光源的倾斜角度，轻微转动标本即可。由于ＬＥＨ线可能出现在同一臼齿的不同齿端上，所以每个齿端都要观察。对所观察到的ＬＥＨ病例都要进行测量和记录。除了测量从齿冠水泥质与釉质连接处到ＬＥＨ线中点之间的垂直距离（ＬＥＨ高值）外，每个遗址中一些齿尖未经磨损或略经磨损的臼齿齿冠高度也要测量，以用来计算一个群体内齿冠高的均值，最后确定ＬＥＨ的相对高值。然后，用通过计算得出的指数来评估这一种群内ＬＥＨ的发生率。这一研究还证实ＬＥＨ是猪群身上一种常见或多发的现象，测量和统计表明ＬＥＨ出现在臼齿齿冠上的位置有稳定模式，他们依此建立了相应的“生理紧张”的测年序列。 随后，Ｄｏｂｎｅｙ和Ｅｒｖｙｎｃｋ对中欧和北欧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和近代野猪资料）进行了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研究表明ＬＥＨ也曾发生在近代和古代欧洲西北部野猪种群中，但发生率一直较低，而欧洲早期的家猪大多表现出较高的ＬＥＨ发生率，这就为家猪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一研究也再次确认了ＬＥＨ测年序列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假设各地ＬＥＨ的病原学原因都是可比的。现在，Ｄｏｂｎｅｙ和Ｅｒｖｙｎｃｋ正在将这一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既采集了大量的现代野猪种群ＬＥＨ数据，也采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的众多考古遗址出土的猪的ＬＥＨ数据。整个数据集表明现代野猪样本基本上一直显示出较低的指数均值，欧洲中石器时-古遗址中野猪样本的指数值同样也很低。相比之下，考古遗址出土的被推测为家猪的指数均值明显偏高。
野猪的ＬＥＨ发生率一直较低，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假定ＬＥＨ的出现有其基因基础，则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现象。ＬＥＨ个体发生率较高，反映出其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的降低，由此限制了它们繁育后代，于是导致野猪种群内ＬＥＨ发生率的减少。而考古遗址出土的被推测为家猪的ＬＥＨ高发生率可能与人类的喂养机制等直接干预有关。所以野猪的ＬＥＨ发生率较低和家猪的ＬＥＨ发生率偏高这种模式可以归结为与家猪的发育过程始终在人的控制下有关，我们依此可以推测早期的自然环境状况和人类的驯养活动。
当然，Ｄｏｂｎｅｙ和Ｅｒｖｙｎｃｋ建立的ＬＥＨ分析技术还有一些局限，如ＬＥＨ分析仅是记录生命的早期阶段——齿冠的形成时期发生的事件；不同地区猪群出现ＬＥＨ的病原学原因是否一致还缺乏最根本的生物学证据。另外，对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地区的家猪和野猪的ＬＥＨ分析工作尚未开展，我们如何据此判定一个遗址中是否出现了家猪？这还需要具体的研究和总结。
我们认为，野猪与家猪种群ＬＥＨ指数值有明显区别这一现象为考察野猪向家猪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ＬＥＨ还可为揭示猪群早期生活状况提供许多线索，这些都为动物考古学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另一方面，ＬＥＨ技术简洁易行、可操作性强，便于推广使用。
总之，ＬＥＨ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史前时代猪和人类关系的变化，为猪群进化历史的分析提供一种有用的工具。当然，ＬＥＨ分析技术不能脱离传统的骨骼和齿系形态学观察，运用这一分析技术所得出的结论也需要得到动物考古学其他研究成果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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