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会二年”与“度之大略也”，连接的过于生硬，意思无法理解。而“度之大略也”，正好与前面的“此则制”连贯，作“此则制度之大略也”，用于对云冈建筑样式描述的总结语，可谓天衣无缝。五是“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大军平西京……”，“扣地则神钟”之后有阙文，恰好与前面突兀出现的“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句，意思贯通，合若符契。 依据上述判断，略作语句调整，《金碑》中错乱之文，便可奇迹般一字不差地流畅起来：
……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虽辍于太武之世，计犹不减七、八十年。何（则）者？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较之，不为多矣。《录》云魏成于一帝，何其谬欤！此即始终之大略也。
自神瑞（癸丑）甲寅，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历年之大略也。）｛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熙）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以前，虽无遗迹，以近推远，从可知也。此则历年之大略也。
本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
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沙浩渺以东来，岚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薮，岂特国家之宝，抑亦仙圣之宅。此则形势之大略也。
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烟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况若神游于鹫岭，宛如身诣于耆阇。此则制｛度之大略也。
《尔雅》云：石山戴土，谓之崔嵬。此山是山，外积黄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测，厚薄难知。然而良工预为其制，群匠争奋其力，迄□隳坏，绩用有成。虽大禹之凿龙门，六丁之开蜀道，不过摧其顽险，务于通达而已；方之于此，未足为难。倘非诚心一发，圣力潜扶，安能致是哉？又，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
将大括号中抄窜行的三段文字归位后，再观是文，作者将云冈石窟的开凿、修建、外护、形势、制度、灵感，并列为六个“大略也”，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好个精彩的大手笔！
对上述碑文，需做如下说明和探讨。
第一，关于金代外护的段落。“本朝天会二年”句，与“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句，原本不相连接，但前者紧跟上文“此则历年之大略也”，后者亦属天会年间之事，内容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并且都属于北魏神瑞甲寅（４１４）到金朝皇统丁卯（１１４７）之间的历史。这样的段落顺序安排，应无疑问。所谓“元帅、晋国王”，即宗翰（粘罕），金初委以西部方面的军政全权。他于金天辅六年（１１２２）攻破西京大同府，天会二年（１１２４）拒绝宋朝索取山后之地的要求，稳定了山西形势，正式开始经营西京。当年，宗翰到大石窟寺游览，并下令予以保护，是云冈历史上的大事。
第二，关于“十寺”的问题。《金碑》讲：“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就是说，大石窟寺是总称，十寺是其分院。对于这十所寺院的创立时间，现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或云北魏，或云隋唐，或云辽金。造成分歧的实质关键在于，始终没有人能够将云冈石窟的开凿，与营建窟前阁楼、盖造僧房、围筑院墙、命名寺院，这两个不同步骤区分开来。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无疑，但《魏书》、《水经注》中只有“武州山石窟寺”、“灵岩寺”二名，唐初道宣《续高僧传》始有“恒安石窟通乐寺”之称。北魏的灵岩寺、唐代的通乐寺，与《金碑》所载二寺是否完全相同，实难定论。北魏武州山石窟，后来被分割建寺的事实清楚，但其过程缺少史料依据。即便是《金碑》的作者曹衍，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讲：“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岩，护国、天宫则创自孝文，崇福则成于钳耳，其余诸寺次第可知。”实际上，指的是开窟时间，而不一定是单独形成寺院的时间。况且，除护国、崇福二寺有碑为证外，其他各窟由哪些皇帝开凿，恐怕也属曹衍的主观臆测。所以，在无法确认十寺分立时间的情况下，姑且一律视作辽代寺院，比较稳妥。
从历史角度看，契丹佞佛，特别是辽兴宗、道宗朝，五京塔寺相望，佛事炽盛，修旧建新，棋星布罗，可谓空前绝后。从大同现存的北魏寺院遗址看，无不透漏出辽代重修的信息。因此，宿白先生推测“十名之说，约自辽代开始。”是有见地的。
第三，关于护国寺的问题。辽代十寺，与云冈现有编号洞窟相对应，可以确定其位置的，只有两所：一是灵岩，二是护国。《金碑》载“重修灵岩大阁九楹”，今第３窟外的台岩上，南北各有十个柱穴遗迹，已被２０世纪末进行的窟前考古发掘证实。灵岩大阁，北魏时不知作何名称，但今石壁上十二个梁柱大孔宛然，应是十一开间，更加宏大。辽代的形制，同于北魏，抑或金代，则有待研究。护国寺，目前学术界认定为第７、８双窟，但其中雕刻风格古异，与孝文帝时代开凿的其他洞窟有着显著的差别，也无法解释《金碑》所引僧法轸《寺记》：“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这里，我们按照《金碑》：“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很清楚，指的是明清以来云冈东部的“石鼓洞”和“寒泉洞”，也就是今天的第１、２双窟。这两个洞窟，至今扣地咚咚，流水潺潺。所以谓“不加力而自开”，可能与二窟的片状砂岩结构有关。
在第１窟东壁的下层北侧，残存着目炎子本生故事雕刻图二幅，一为迦夷国王乘马与随从出城狩猎，二为国王等三骑发现鹿群，张弓误射河边汲水的目炎子。这样的画面，不知是否就是法轸所谓“拓国王骑从”？再有，碑云：“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以灵岩古刹既为灰烬，护国大碑又复摧毁，胜概不传，居常叹息。”护国大碑，据曹衍“孝文为建寺之主者，盖指护国而言也”来看，乃北魏遗刻。按道宣《大唐内典录》卷４《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载：“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余十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所谓“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的石窟范围，正是今天东起云冈、西至焦山的距离，其间现存云冈、鲁班窑、吴官屯、焦山等四处北魏石窟。“谷东石碑”，应当就是曹衍所见“大而不全”、惠公和尚悲叹“胜概不传”的护国大碑。
云冈第１、２窟，均为中心塔柱式洞窟。这样的北魏塔窟，从佛教意义上，历来被认作是《金光明经》护世、护国思想的体现。《金光明经》的最早翻译者，为北凉的昙无谶，也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等凉州僧众早年尊奉的大师。云冈石窟共有塔窟六所，分别为第１、２、６、１１、３９窟和龙王沟上一窟。其中，第６窟与第５窟“大佛洞”，规建为双窟；第１１窟与第１２、１３窟，合作一组建筑；第３９窟与龙王沟塔窟，形制单小。因而，堪称“护国寺”者，以第１、２双窟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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