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中、晚三期９段。龙山文化早期第１段是由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化的过渡阶段，同属这一阶段的各个遗址都程度不同的保留了大汶口文化的特点，清楚的表现了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化的过程。同时，在有些遗址，龙山文化陶器与大汶口文化的区别，不仅体现在陶器形态上，而且也反映在制陶工艺技术的转变上。将连续发展的历史用陶器的变化区分开来，在两者时间跨度足够大时，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时间跨度很小时，就会面临界点选择的困境，也正因为如此，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分界实际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段，选择从哪里将两者分开，考虑的不仅仅是陶器的形态差异，而是要综合遗址的发现状态等各方面因素。通过与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的比较，参考碳十四数据，将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为公元前２５５０——前１９００年间。在这里，碳十四数据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参考范围，因为已有的数据所确定的年代顺序，与这些单位在龙山文化陶器分期体系中的年代序列相互矛盾的例子并非罕见。 龙山文化分布区内陶器形态及组合的不同，构成龙山文化空间差异研究的基础。在这里，龙山文化典型陶器中的鼎和又一次充当了区分文化空间差异的标准器物。而且这两种器物指示的空间差异程度上的区别，又成为划分龙山文化在不同层次上的空间差异区的标准。分别以鼎和为标准做出的划分，反映了两个层次上的空间差异。
以鼎为标准划分的空间差异，相当于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地方类型，龙山文化地方类型的研究，实际上是围绕陶器组合及同类器物数量差别进行比较的过程。鼎在龙山文化遗址中最为常见，各个遗址中数量最多，而且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区域内的鼎，就成为某一特定区域内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主要根据鼎的形态差异和数量将龙山文化分为姚官庄、两城镇、尹家城、尚庄、杨家圈五个地方类型。这个类型划分，与以往研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将一段时间内的“城子崖类型”一分为二，将以尚庄遗址为代表的鲁西平原上的一系列遗址以“尚庄类型”称之，而将泰山北侧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纳入尹家城类型。虽然泰山南北的遗址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和其他类型相比，两地的共性远大于个性。各个地方类型的明显分化始于龙山文化的第２段，有区域特征的鼎均出现在这个阶段，而且，在以后的不同时间段里，各个地方类型随势力消长其分布地域或大或小，呈动态状态。与各地龙山文化几乎同步开始不同的是，地方类型的结束并不同步，在龙山文化的五个地方类型中，最先结束的地区恰恰是龙山文化特征最典型、物质文化非常发达的姚官庄类型。相反在龙山文化中物质文化发达程度并不突出的尹家城类型却成为龙山文化最终影响最大的地方类型，在龙山文化的晚期，尹家城类型的陶器分布范围最广，各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点的同时，更多的接受了尹家城类型的影响。虽然现在还不能解释姚官庄类型最先结束的原因，但该区域低洼的地势比起其他区域，更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
与鼎相比，的空间指示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以为标准划分的区域，就比以鼎为标准划分的地方类型的范围要广，这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龙山文化的分类。在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三种中，有腹袋足和无腹袋足是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泰沂山系为界的龙山文化东西两区陶的主要类型，虽然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概念表述比类型层次更高的空间差异现象，但东西两区的分布范围与龙山文化最初的“城子崖类型”和“两城类型”相吻合。
虽然杨家圈类型可以按照鼎的特征与其他类相区别，但这个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典型陶器大大少于其他类型，也就是说，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在此地表现的并不充分，而且更无法纳入到以为标准的东西两区之中，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从这里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在更广阔的时间背景下考察，杨家圈类型是这个文化区中最晚纳入同一文化系统的区域。
龙山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哑叭庄类型及辽东半岛以小珠山上层、双砣子一期为代表文化，与龙山文化相邻或隔海相望，判断这些文化的性质，同样根据的是典型陶器组合。而可以作为典型陶器的，一定应该是那些在该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陶器类型，因此，除了要考虑陶器的形态特征以外，作为典型陶器，一定应该有数量的支持。这些文化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龙山文化的因素，其中造律台类型是与龙山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文化相似性最多的邻境文化，但构成这些文化的典型陶器，又都与龙山文化完全不同，而且各个文化中的龙山文化陶器，在总的数量构成中都只占极少的比例。同时，几乎所有邻境文化中存在的龙山文化因素，都与遗址距离龙山文化分布区的距离成正比例关系，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龙山文化与周边文化交往频繁程度的反映，恰恰说明了他们与龙山文化的谱系差别。除了与周边文化保持交往关系以外，龙山文化的影响范围远至黄河中游及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区。散布于各个文化中的龙山文化陶器，进一步证实根据碳十四数据所推定的年代范围的可信度，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到夏纪年。
对于龙山文化社会的考察，是本文着力研究的另一方面。可以说，与大汶口文化强劲的对外扩张势头相比，龙山文化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示了文化的发展，那就是物质文化的丰富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显著提高，这也成为龙山文化与周边文化相比具有独特性之所在。
龙山文化时期遗址数量不仅大大超过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也远远多于其后的岳石文化阶段。这应该是人口增长的最直接反映。支撑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农业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栽培作物品种的增加；其二是收割工具成为农业生产工具中数量增长幅度最大的工具类别。而可以用于开荒的斧类工具数量的显著减少，又反证土地利用率的提高。龙山文化时期工具比例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纺轮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墓葬的随葬品指示出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女性实现的，这也导致了女性逐渐从主要生计部门退出，从而成为女性地位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生产的专业分工更为细致，手工业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陶器、玉器的生产能力与工艺水平都居同时代之首，蛋壳陶高柄杯是制陶技术达到峰巅的代表。铜器也有可能已经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而且集中分布的玉器及半成品，表明了手工业行业出现了集中生产的倾向。而玉器主要出现在少数大型遗址中，也凸显其蕴涵的特殊意义。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分工的加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分化，扩大了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从对墓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龙山文化时期不仅个人之间的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出现了更大的差别，整个社会人群可以分为三个群体５个阶层，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而且同一个聚落内部不同亲属群体之间的差别也在扩大，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脱离血缘亲属群体而单独埋葬的“王陵”。伴随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血缘组织内部的关系需要新的方式加以整合，墓祭反映出的祖先崇拜就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与社会分层相适应，社会已经形成一些体现阶层差别的“礼俗”，主要反映在墓葬规模的大小、棺椁形制及数量的多少，及一些特殊含义的随葬品，如玉钺、高柄杯、鼍鼓等，此外，高柄杯、鼎、的组合也可能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聚落规模与功能的多样化，也是社会关系复杂，社会分层的一种体现。与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应的是，聚落的之间的差别也扩大了许多，规模不同的聚落，承担了不同的社会功能，这些不同规模和功能的聚落，构成了龙山文化的社会结构体系。判断聚落的级别，现存面积仅仅是根据之一，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聚落的现存面积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数字，而且还在于如果只依靠面积的大小来判断遗址的级别，就会将很多破坏严重或并不清楚其面积的遗址排除在比较之外。既然聚落的等级划分是一个需要比较才能确立的结果，因此如果能够同时考虑聚落内遗存的情况，会更有助于对聚落性质和功能的判断。陶器是聚落内最常见、最具普遍意义的遗存，而且它还往往与聚落内房址或墓葬的等级有密切关系，是判断聚落规模时不能忽略的因素。聚落分析表明，龙山文化内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所有的中心都是相对于某一区域的。但不同地方类型内部的情况也不相同，在姚官庄类型的分布区内，还可以看到至少三个级别的聚落并存的现象，分别以朱封遗址、姚官庄遗址、鲁家口遗址代表的聚落，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不同级别聚落的代表。但尹家城类型的分布区内呈现的就是一种多中心的状态，至少泰山南北两侧在同时期就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几个中心。在同一个小的范围内，不同时期，聚落的地位也会不同，同处泰山南侧的西吴寺、尹家城两个遗址就是一例。城址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出现在一些地区，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中心，其地位高于普通的聚落。
龙山文化发现的城址数量居同时代各文化之首，同时，石镞的数量也非常多，而且形态也使得其更具有杀伤力，这些现象都可以与战争成为解决纠纷、争夺资源的常规手段相联系。这种性质的战争，不仅会发生在不同的地方类型之间，而且也会出现在地方类型内部。从目前发现的城址的分布看，龙山文化内部战事的频繁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泰山北缘大概是冲突最为尖锐的地区。这种军事割据的局面以及缺乏强势群体，极有可能是龙山文化难以实现内部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龙山文化物质文化高于同时代的很多文化，已经进入复杂社会，社会成员分属不同层级，聚落分布格局也呈层级化，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成员的差距扩大，但在-领域，-组织的类型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整个社会还处于各个地方势力各行其是的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因此也就没有完成向早期国家阶段转化的过程，而将脚步停止在国家这道门槛之外。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