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址布局和功能分区已渐明晰  ２０００年始，遗址被划分为１１个发掘区，各区汉到六朝这段时间内的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据遗迹性质可初步判断，Ｅ区为衙署和主要建筑区，有大型建筑址、数次修筑的夯土台基，整饬的排水系统等遗迹。Ｓ区有战国储物坑和木椁墓，可能是最初的行政中心。Ｃ区为冶铸区，年代跨战国到东汉，有大量陶、石范、范模和窑、炉等。Ｋ区主要为制陶，Ｚ区是东汉及以后的墓葬区。在Ａ、Ｂ、Ｅ区间，发现石板铺就的路面，应是城中的主要街路。Ｅ区东端有至今尚用的石阶，可能由此去往江边。遗址周边有马粪沱、张家嘴等大型墓地，其中马粪沱墓地发掘出战国到汉代的多座高规格墓葬，验证了旧县坪遗址的中心地位。

    遗迹遗物分期具备丰富的资料和依据  目前，遗址发掘的房址、窑址、水渠多叠压现象，有分期的可能。已修复的陶瓷器超过２００件，器型有瓮、罐、鬲、鼎、豆、壶、盘、碗、盆、钵等，时代跨战国到六朝。遗物有巴、楚、中原等多种风格。这些单位清楚的遗物不仅对本地区陶、瓷器分期有重要的标尺作用，也有助于探讨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汉代城市的地域性特征被全面展现  旧县坪遗址的发掘是全国汉城考古规模最大的一处地点，利用三峡工程的机遇，以课题指导发掘，使考古工作的目的性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些成果将加深对汉代城市制度和地域性特征的理解。

  珍贵文物丰富了三峡考古  在大量出土文物中，最令人珍视的为汉朐忍令碑。此碑高２米，宽近１米，晕首，清晰的３６７字，精美的浮雕和线雕，堪称汉碑中的精品。同出的３件石兽古朴工琢，极具汉风。秦牍、木尺、竹简，为三峡文物增添了新的品类，楚式戈范、巴式斧范、秦式镞范，“军假侯印”、“军曲侯印”、“蛮夷邑长”等文物说明这里是战国到六朝一个文化与行政的中心。

  目前，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汉朐忍县故址的发掘和确定，是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的一项重要收获。遗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城西１５公里，长江北岸的山丘上，原名旧县坪遗址。该遗址１９５８年调查发现，１９８７年复查。三峡工程启动后，又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的发掘，在制订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中，列为需发掘的重点遗址之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１９９９年工作以来，至今六年间，勘探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遗址东西１３００米，南北６００米，已发掘面积１万多平方米。发掘证明遗址延续的年代很长，文化层堆积从战国晚期（秦）、经两汉、直到六朝时期，是三峡地区的一处重要城址。已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汉——六期时期的衙署基址、建筑基址、砖砌排水设施、道路、秦汉时期的铸铜遗迹（主要从事兵器生产）等；发现的重要遗物有：为“汉巴郡朐忍令景君”所立的颂德碑，景君卒于东汉永元十五年（１０３年），７０年后，其同乡朐忍令雍陟于熹平二年（１７３年）为其立碑。碑发现的地点即在衙署基址附近。从而证明旧县坪遗址即是汉代朐忍县故址。此碑隶书，碑文１３行，３６７字，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这里不再赘述。同时还发现秦汉时期的竹简、木牍，“朐”字刻文陶器等。
 
    《史记·张仪列传》、《华阳国志》记载：秦惠文王于公元前３１６年亻并巴蜀。此时巴蜀已亻并入秦的版图，要比秦始皇统一六国早近百年，遗址发现的战国晚期遗迹和遗物，也可以说是秦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巴郡，秦置。属益州。县十一”，其中就有“朐忍”县，并设有“盐官”、“桔官”。汉代盐铁专卖，设有盐官３０余处，朐忍即为其中之一，说明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朐忍县经秦汉、蜀、两晋、南朝，至北周武帝天和三年（５６８年）迁县治于汤口，改朐忍县为云安县。至此朐忍县作为该地区的一个中心，历时８００余年。

    在过去的考古工作中，对汉代的墓葬发掘得多，遗址发掘得少。在遗址中主要是发掘长安、洛阳等都城遗址，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而对地方城市涉及很少。因此，汉朐忍县故址的发掘，不仅对三峡地区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研究，和对沿江山地城市布局特点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国汉-古学的研究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为三峡文物保护不远千里来到库区，工作及环境都较生疏，作城址的经验也不多，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成绩，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水平，为三峡文物保护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看来，城址建于沿江的山地，城市布局有其特点。由于延续的年代长，应考虑不同时期的平面布局。现在距三期蓄水尚有一段时间，要从研究县城的整体出发，作好补充的勘探发掘工作，尤其是探沟发掘和解剖工作，尽量全面收集资料和信息，同时开展多学科协作。从实际出发，充分研究城址的布局和其特点。同时应注意城址的出入通道和防御设施。在发掘研究过程中要将城址，和城址东西两侧的马粪坨墓地和张家嘴墓地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将活人的住地与死人的葬地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的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

李映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教授）

    三峡工程淹没区以“旧县坪”为名的遗址有二处：一是湖北省巴东县境内的宋代巴东县治旧址；另一处就是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的汉晋“朐忍”县城址。前者是目前为止唯一揭露出的宋代地方城址，后者则是唯一揭露出的汉晋地方城址。

    “朐忍”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为汉巴郡所辖十一县之一。而关于县治地望的记载则见于晋常璩《华阳国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代嘉靖《云阳县志》、清代《四川通志》等文献。１９９３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旧县坪遗址做了试掘，初步确认了遗址范围及年代。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从１９９９年迄今，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连续六个年度对旧县坪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战国－汉代冶铸区、汉代居民区、祭祀建筑区、大型建筑区和规整的给排水设施、墓葬等，并出土了大量遗物，特别是刻有“朐”字的陶钵、“□君”的封泥、简牍、汉碑等遗物的出土，确认了“旧县坪”遗址就是汉晋“朐忍”县城址。
汉晋“朐忍”城址东西长约１０００米，治铸区、居民区、大型建筑区等分布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即沿江狭长地带的多个相对平缓的“坝子”上，各区之间相隔较远。城市的整体布局呈现出结构松散，各区相对独立，功能各异的特点。“朐忍”县城址的布局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性，不同于黄河流域规整、连贯的城市布局特点。这是峡江地区梯地、坡地、山地的地形结构所致。峡江地区城址、集镇大多分布于长江沿岸，如汉巴郡领十一县，可考之县有七，均分布于峡江地区的长江沿岸。历代也大多如此，沿江城市成为峡江地区主要的-、经济中心，其城市布局也大多沿江构筑，呈现出狭长、梯形重叠和根据地理单元分区的布局特点。然而，多数古代城市因历代沿袭同址，已很难保留完整的考古学信息。旧县坪遗址则扰动不多，为我们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

    “朐忍”县城址的发掘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填补了汉晋时期地方城址发掘的空白，为研究汉晋地方城市的布局、结构、功能以及峡江地区州、县城址的区域特点等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考古学材料。

丛文俊（吉林大学古籍所教授）

    汉代巴蜀地区阙多碑少，与其地域性和历史文化有关。对东汉晚期碑碣鼎盛、普遍以八分隶书提铭碑策的风气而言，不尚碑刻即等于阻绝书法时尚，故而巴蜀石刻虽多，书法却不发达。和中原相比，明显呈滞后状态。不过，滞后也有其优胜之处，它能保留一些前期的样式，也不影响艺术欣赏，新出土的《汉巴郡朐忍令景云叔于碑》即是如此。

    碑主景云叔于是东汉和帝时的朐忍县令，卒于永元十五年。灵帝时由同乡、后任朐忍县令雍陟于熹平二年为之立碑题铭。此碑发现于县衙附近，文辞内容与墓碑无疑，而其性质应为德政碑。碑身四周刻有宽大的纹样，碑首无题额，左右雕玉兔金乌以象日月，正中雕刻妇人掩门，为汉碑所仅见。碑字为八分隶书，共３６７字，当出自善书文吏之手，是以有楷式可言。观其形制、字数、书法水平，堪称汉代西南第一碑。

    此碑保存极好，笔势清晰可辨，足可据以想见其挥运之时。其字整饬朴厚，波挑飞动，虽不入于雅正，却是楚调自欹，别具风韵。与时间相近的中原汉碑相比，后者与其精熟而透出行将程式化的信息，此碑则多了几分古朴与鲜活生动之感。此前，四川郫县出土的永建三年《郫县功曹王孝渊画像碑》刻工简率，故无从比较。芦山县出土的建安十年《汉巴郡太守樊敏碑》，字体方正古朴。时间虽晚，而滞后程度尚在此碑之上，也不宜与中原书法相较。如此，这块新出土汉碑的学术与艺术价值即被突出出来。

    此碑滞后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字之中的波挑笔划不避重复，表明书写者对时尚碑刻八分隶书只是粗知梗概，不能精粹规范。其中长横和部分捺画的挑法大都重按而提锋上扬，有些字完整地保留了“雁尾”状，即古代书论中记叙的“缺波”，又名“击石波”，意谓如水击（激）石，转势折向而出，传世的章草捺画多用之。这种简率、粗糙的写法在中原只见于安帝元初二年的《贤良方正残石》和《子游残石》，汉简中这种现象也很少见。这表明，当八分隶书从简牍进入碑刻之后，字被放大，再规矩于方格界栏，即逐渐产生了新的书写方法和审美标准，开始了文献记载的“王次仲饰隶为八分”的艺术化进程。此碑挑法比早于其６０年的《贤良方正残石》、《子游残石》更为善通和典型，真实地反映了八分隶书演化的最初状态，虽然偶尔也有与中原相同的“雁尾”挑法，但可以肯定，作者尚未认识到它的审美意义，所以未能成为作品风格的基本样式。

    包头汉五原郡故地曾出土《建宁三年残碑》，字极精美。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也有几个字作这种波势。它告诉我们，典范的八分挑法是转曲出锋，状如“雁尾”，而书写时稍为急迫简率，就会写出“击石波”来。从清代开始，人们就对立于云南曲靖的东晋《爨宝子碑》笔画作圭角四出状的风格啧啧称奇，以为高古而不可企及。据此碑横画起、收笔的直入直出情况来看，稍经刀斧之迹的夸张，即可成其特色。实际上，《爨宝子碑》的风格同样是由于地处偏远，隶法滞后且不能精纯所致，这也是此碑的学术价值所在。

华觉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旧县坪遗址的冶铸遗迹是江峡地区罕见的考古资料，已发现熔炉、烘范窑、料场、鼓风管及范和制范工具。重要的是还发现较多冰铜、白冰铜、炼渣和制成品，这在古代科技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初步检测，铜器标本中的标本３为中等品位的冰铜，标本６的铜硫化比小于４，内中含有冰铜颗粒，为冰铜渣。这表明，该遗址所用铜料系采用“硫化铜矿——冰铜——铜”工艺冶炼而成。在我国，至迟在西周时期已采用上述工艺炼铜，到唐宋时期已相当成熟，而唯独缺乏汉晋时期的物证。旧县坪的考古发现填补了硫化矿冶铜史的空白，并对寻找铜料产地、焙烧、熔炼工艺及铜产品流向提供了信息，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遗址所见的青铜料、含锡较高的炼渣和锡青铜成品，使我们得以了解其时冶铜工艺的技术水准，合金配制，并为锡的添加补充提供了难得的物证。关于造型材料的制备，近期在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发现了疑为泥料拌和坑的遗迹，旧县坪９９ＹＪＣＨ５形状为楔形，可为之补证。大量的泥范、石范和制范工具为研讨其时的制范、浇铸、泥范使用率等提供了科研资料。该遗址的冶铸遗迹始于战国，是迄今所知这一地区仅见的铸铜遗址，历经汉晋的发展，在三峡库区古代青铜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柳春鸣（重庆市文物局）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１９９８年，饱含期望而又满怀信心地指出，三峡水库淹没区和移民迁建区内调查发现的１０００多处文物点，“隐含着三峡地区数万年以来的天、地、人的关系和文化的变迁及其进步过程”，并从１０个方面阐述了这些文物点的内容与意义。后来，新华社记者将其归纳为“三峡文物的十大价值”，被人们广为流传。

    云阳县旧县坪遗址被俞伟超先生当作４７０余处汉至六朝的遗址、墓地代表，认为是“可能让今人看到巴文化与汉文化是如何逐渐融合的”重要地段，曾多次亲临工地指导。２００３年重庆市云阳县出土的《汉景云碑》，则是三峡工程重庆库区迄今出土的文字最多的一件文物，对碑文进行初步的研读，便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件反映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过程的重要史料。
 
    据碑文载，汉巴郡朐忍令景云，于东汉永元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去世。７０年后的东汉熹平二年（公元１７３年），时任朐忍令雍陟，为景云撰文立碑，以示纪念。碑文中对景氏家族迁徙的过程有比较明确的叙述，提到了几个地名：如咸阳、汶川、梓潼、广汉、朐忍。其祖先，出自“帝高阳”，为楚国的熊氏。景姓之于楚国，本是一个大姓。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将关东的豪杰大姓迁往关中，这时，景云的祖先来到了咸阳。经过几代人１００年的迁徙流转，到景云出任朐忍县令时，籍贯已变为广汉。

    秦汉时期向西南地区移入了大量的人口，既有秦灭巴蜀后迁入的，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移秦民万家以实之”；也有汉高祖时因关中大饥而“就食蜀汉”的灾民，当然还包括派往当地的官员。有学者研究统计，两汉时期四川地区的见于文献的６０位郡守，外籍的４０名，四川籍的２０名。大量移民，特别是外籍官员进入巴蜀地区，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观念，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景云的籍贯称为广汉，即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可是碑文明确地反映出，其祖籍应为故楚国。并且，曾经在汉都长安附近的咸阳居住，其家族有楚文化根基，又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浸染。从这方面看，景云这个所谓广汉籍的官员，其实有着很深的楚文化与汉文化背景。（为景云立碑纪念的这位梓潼雍君，说不定也是一位与景氏家族文化背景相似的故楚国的移民。）如果不是碑文的记载，我们就无从得知景云籍贯背后的故事。县令如此，那２０位四川籍郡守的籍贯，谁知道还有些什么故事呢。比官员为数更多的底层移民，其文化背景也应该更为复杂。这是《汉景云碑》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景云家族的迁徙历史，为我们理解三峡地区战国秦汉墓葬中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提供了思路。当时人员的流动以及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也许比我们的估计还要频繁得多，复杂得多。结合其他考古材料和科学手段，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块汉碑，对于研究三峡地区的移民史，了解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研读此碑，不-人感佩俞伟超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先生为了三峡文物保护，奔走呼号，在实施文物抢救的过程中呼吁加强与提高学术水平，堪称三峡文物保护第一人。包括这通汉碑在内的大量三峡文物的出土以及揭示的历史内涵，应该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