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思想精神与当代新兴的科学如生态学有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对多样性的肯定与强调。传统考古学中对于唯一性规律的寻求往往抹杀了考古学研究的多样性。唯一正确的考古学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多样性是创造性的基石。在一个总是寻求一律的学科之中，因为多样性的缺失在解决问题时所能利用的途径显得非常有限。对多样性的肯定在另一层意义上可以避免邯郸学步的尴尬局面。张光直先生曾主张：我们必须了解世界考古学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跳出中国的圈子；然后，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是否可以对这些属于全世界的问题有所贡献；最后，如果有所贡献，能不能用世界性的学者都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恕我直言，我不赞同这样的主张。有没有现实意义上“世界考古学”呢？如果有的话，那又是谁的“世界考古学”呢？研究中国是否只是为了贡献于“世界考古学”呢？世界性的学者都看得懂的语言？说穿了就是英语，就是要用英语学出来，让这些世界性的学者（自然不包括中国学者）来评判，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很“世界”了呢？一个正常的世界是富有多样性的；一个正常的学科是独立自主与互相交流学习统一的；一个正常的研究不只有唯一的价值判断。世界如此，个人亦与此！当代科学主义的泛滥促使人们热衷于唯一的、排他性的规律，将自然科学中普遍的规律无限地推广于社会与人文的领域。真理多走出一步就成了谬误。一个健康的中国考古学在开放、竞合的环境中发展，它广泛的学习，不惮于竞争，不排斥合作，但是它保持它的特色与它的独立性，而这正扎根于深入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之中。

    在传统的考古学中，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似乎是以线性的方式增长的，我们只是执著某几个问题，而忽视了学科发展过程中复杂性的增长，忽视了这个过程丰富的多样性。比如在同位素绝对测年技术运用之前，考古学家高度地关注地层学的问题，获得年代的证据是核心的任务。但是这些技术广泛运用之后，考古学的发展就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它的任务也就从时空框架的构建转移到试图去探求人类过去行为的规律。这正是“新考古学”所走过的路。当这样的目标显得太遥远之后，新考古学家们退而去解释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过程，这也许合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而当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的实践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从前假想的史前人类行为的一致性是肤浅的，他们又转而去探索这些多样性。学科的发展跳跃式的，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随着一个关键技术的运用而改变。考古学自身复杂性的增长促使我们关注更深入的问题，如从以器物为中心的分析到以遗址为中心的分析，从人类生计形态研究到认知领域的研究。就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必须有准备不断探索更新、更复杂的难题，尤其重要的是寻求有效的途径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新问题保持开放的头脑。

    和现代化时期粗放的、掠夺式的发展观不同，后现代的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这一点之于当前的中国考古学有着特殊的意义。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大量的工程建设带来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为数众多的遗址被发掘出来，但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导致整理研究无法跟上。而我们现在的发掘方法决定只有发掘者才可能研究这些遗址，一旦发掘者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研究它们，这些材料就成了废物，与盗掘的材料无异。一个可持续的策略就是要让这些田野材料也能为其他的考古学家所利用，保证不因人废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仔细地测量所有出土物的三维坐标，准确地绘制平剖面图，如果能够转化成数字地图就更好。这样与现在普遍运用的数码照相技术结合起来，所有的考古材料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存放起来，并可以成为网络资源，实现共享。同时可以避免出版周期过长，以及研究材料被垄断的弊端。在当前的大型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应该强调这些基本数据的采集，对于不会被工程破坏的部分尽量不要发掘。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遗址，如有关农业起源的遗址，如果科学分析不能及时到位，可以考虑将所有的文化堆积按单位存放起来，以备将来分析之用。当然真正能够让可持续性成为现实还是研究人员，采用多元竞合的方式让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一个遗址的工作中来，从而避免这个遗址被孤立地研究，让遗址科学价值不断被揭露出来。

    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期待，也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的活力来自于不断的改革调整之中。后现代的思想反对稳态的平衡，平衡只可能在发展适应中出现，而且是短暂的。试图将一种思想固化在一定阶段上也是不可能的，科学探索的活力也正是在打破平衡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此时科学探索的触角伸展得最为广泛，也最为深入。也因为在打破平衡这一刻，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进行竞争，最后与学科发展趋势相合的可能性获胜并成为新的主导形态。所以我们对于学科思想平衡的打破，思想动态的“混乱”应该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此时正是我们这个学科活力四射的时候。

    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过程考古学强调打破学术的藩篱，让考古学家与大众进行自由、平权的对话，把更多的知识与思考引入到考古学研究之中来。在后现代的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系统信息输入的平等，这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发展的需要（自组织系统相对与他组织系统而言，和他组织系统不同，它有自身复杂性不断发展的能力）。所以于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持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于一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古人行为的知识我们都会运用。

    最后，包容多样性的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也是包容传统的考古学。这种包容不是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对传统的重新阐释与再造。在后现代开放、竞合的环境之中，融合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宽容的表现，而是一项重要且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