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一生虽从事中国考古但从未忽视过中国之外的考古材料，他一直鼓励他的学生要多参与美洲考古研究，而他本人之所以成名世界考古学界，并非是由于以一个中国人的背景在西方从事中国考古学，而是因他和他的同仁开创的考古学方法论之一——聚落考古而享誉西方学术界。我在课堂上从洋教授那里听到张先生的名字多是在讨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题中：如聚落考古、类型学，而非中国考古专题。张先生一生努力的目标，正如他在信中所指出的，是“将中国的研究带进世界考古学的主流”。先生筚路蓝缕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后就靠我辈学子锲而不舍地走下去。

    要完成张先生的夙愿，将中国考古学纳入世界考古学的主流，绝不是仅将中国的考古材料或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译成西方语言，介绍给西方学术界；也不仅是运用西方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来阐述中国的考古材料。我想，先生多年来倡导和期望的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接受了系统的西方考古训练后，能运用独特的中国考古材料来印证和检验现在流行于西方并建立于西方考古材料之上的考古理论与方法。同时用中国独一无二的考古材料来创立新的理论方法，以独步于世界考古学领域。

    比如说“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特别是“认知考古学”以及“象征考古学”，一直在北美考古学界遭到排斥，主要是因为北美考古学家所能接触的北美考古材料的局限性，以致于他们不能深入的理解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材料。而欧洲考古学界却仍对该理论乐此不疲，是因为欧洲的铜器与铁器时代的考古材料能更好地解释“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某些基本观点。中国有大量的材料能深入地分析古代社会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这在世界考古学界是绝无仅有的，若是将这些材料的系统研究提高到一个理论创建的高度，就会对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某些不完善的考古理论有一定突破性的发展。另外，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西方开始流行，我国考古工作者结合中国的考古材料对这一体系虽已有了数十年的积累探索，而西方学者却无视或无法理解这些大量的中国适情材料，仍以欧美的考古材料来重建这一理论，实在值得反思！

    如果中国的考古学生来西方只是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综述和重新阐述已发表的中国考古材料，而无视在国外通过实地调查或发掘取得的第一手材料，实在是可惜了！应该像张先生教导的那样，从西方教授那里学到他们真正的看家本领，体会出他们是如何运用他们所熟悉的第一手材料来建立开创考古学理论，从而将中国的考古材料真正的介绍给西方考古界，将中国考古学纳入世界考古学的主流。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会辜负张先生对我们这些考古后辈，对中国考古学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