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想则只能局限一隅，但若理想过度成为幻想，则又自然摸空。过去中国所有的若干考古资料的确难于了解，在今日之局势不允许复查的情况下，不得不运用若干揣测以解释目前手下的有限材料。 中国之Ｌｏｗｅｒ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旧石器时代晚期，除周口店以外，极为贫乏。德日进谓华北者系由黄土所覆而致如此。但我相信，中国旧石器之少，乃因未曾跑腿之故。将来必有更多之发现。
从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旧石器到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新石器之间尚为一大空白，Ｕｐｐｅｒ Ｃａｖｅ山顶洞的上洞是填充这空白的一发现，但其上、其上下，均无可见的联系。此一Ｃａｖｅ中的人骨，又涉及中国人之原始的问题。关于此，吾人庶将文化与人种，以人类学方法分别处理之。人类学上可以断定的事实是：世界上任何民族均有其变动的发展。Ｕｐｐｅｒ Ｃａｖｅ山顶洞的上洞之遗骨以此观点观之，自有可以明白之处。
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ｃ细石器与彩陶之时代孰为先后，尚未能决定。在二种文化混合地界，尚无一ｓｔｒｔｉｆｉ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地层堆积可资识别。而似是混杂的情形。此较彩陶与黑陶之时代，远为复杂。可能二者有一部分是同时的。
彩陶在中东与东欧自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Ｂ．Ｃ有数千年的历史，彩陶文化可能经安诺一带传入中国。今之问题是：中国与Ａｎａｕ的彩陶，除因为有彩外，有许多不能比较的情形如中国彩陶文化有石斧，Ａｎａｕ无之。许多人说我主张中国之彩陶起源于豫北，我实从未曾作如是之主张。我只曾说，豫北是中国彩陶最为发达之地。我相信彩陶虽发达于中国，而其制造观念的来源，则极可能来自西方。
黑陶来自东方，是中国自己的文化。殷商的骨卜、铜器，均似仿效黑陶文化的情形。唯黑陶之开始亦不大清楚。
中国之历史文化在考古学上可以确认的以商为最早。商文化立基础于彩陶黑陶文化。但其中之铜器、文字及车等，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却为彩陶黑陶文化中所无。此三种文化之来源如何？我个人所知，在西方古文明，车、文字、铜器均早于中国一千年以上，但是否由而传入中国？若谓为传入中国者，则系统？列之文字及具特殊作用之形制、花纹及大小数百斤之重器为世界所无难于解释。车则难决定，今尚只能复原汉代之车，尚不能将商车与印度等者比较之。问题仍是：车、文字及铜器三者在西方均早于中国千年。祖先之晚于人，非子孙之耻。若谓由彼传入中国，则传入时空的空白无法解决。我以为将来可能在山西山东一带，找到一个早期的青铜时代文化，由此而演进为商。若无此一文化，商代三文化成分则为突起，只可以外来解释。但如上所述，东西之性质不同，可能性甚小。
完１９５２、６、１８
李济的许多观点，或者后来得到证实，如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几乎在全国各省区都有发现；早于晚商的青铜时代文化，在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也得到证实，商文化的本土来源已是学界共识；商代的马车也已得到复原；细石器与所谓彩陶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已基本得到解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问题，在南北中国都有许多重要的线索发现，李济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但是也有许多问题，还在困扰着我们。比如，文字、车甚至青铜器的起源，虽然中国学界不少人与李济的态度一样，认为外来解释的“可能性甚少”，但是成熟的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发展过程，并未在考古学上得到完全的印证；而车，虽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商城发现可能是车辙的遗迹，但是这个经典问题并未因此冰释。
李济从１９２６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始，就对仰韶文化彩陶西来的假说产生怀疑，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晋南的彩陶比安特生发现的甘青彩陶的质量要高，比中亚、西亚的彩陶质量也要高（《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３５０－３５１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陈星灿、马思中：《李济与安特生——从高本汉写给李济的三封通信谈起》，待刊稿）。
差不多三十年之后，他虽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探索下去，但是他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只是他明确提出，“其制造观念的来源，则极可能来自西方。”因为当时的考古材料并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彩陶的问题，是他晚年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１７１－１８８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可惜他生前没法看到在这个问题研究上的新进展。
也许今天在具体观点上看这个课堂笔记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因为考古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今日之是乃明日之非，已成为我们的生活常识。但是张光直所记李济的授课内容，仍让人感到大师的魅力。李济那恢弘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对学生的谆谆教诲，都是今天我辈无法企及的。讲中国史前史，似乎不懂其他地区也不妨碍教者成为最好的老师，但是，这样的老师却永远无法让学生的视野拉到万里之外的中亚、西亚乃至非洲、美洲。现在看来，张光直后来提出的中国青铜时代特殊性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东西方文化发展道理同异的辨别，当跟他的老师李济这种开放的视野有密切关系。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