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加大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力度

    目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是放在起源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关于文明的形成，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方国、帝国历史的演进的研究也很重要。起源的研究是根本，形成的研究则涉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秦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众所周知，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不仅是考古学的研究，还涉及到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以后，是怎样一步步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历程，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应该加大关于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研究力度。

    ３、改进早期城市田野考古的方法

    许多早期城市的发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在２０世纪末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严文明在１９９４年发表《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一文，及时地总结了早期史前城市的发现成果，提出了很多有益于开展史前城市考古的思路。但是，就目前已发现的早期城市遗址而言，除了知道这些城址的地点和大体范围之外，城内的情况如何，我们实在是知之甚少，甚至有些城址有几个城门都不清楚，缺少讨论关于这个城址的布局与功能的资料。这便牵涉到如何研究氏族社会聚落的布局和文明社会城市的布局在功能上是否相同的大问题。若从一般社会发展法则理论上来推论的话，可能是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聚落到城市的功能和布局当然要随之发生变化。我们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么多的早期史前城址，但对于氏族社会聚落是如何发展成文明社会城市的，它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在氏族社会聚落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发展为文明社会城市这样一种直接继承关系呢？还是文明社会的城市脱离了氏族社会聚落另觅新地建新城呢？这确实是关系到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许宏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心聚落无疑是城邑的前身，这反映了城邑对中心聚落的继承性。那么，城邑是否是在中心聚落的基础上就地建起来的呢？在对黄河中下游聚落和城邑分布资料的检核中，我们注意到，仰韶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上尚没有任何一处发现有龙山文化城邑叠压其上。……似乎可以认为，这些城邑都不是在原来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兴建，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成为城邑的考古学例证”。赵辉在２００２年发表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分期分区的研究，使我们形成了对中国史前史的一个根本的看法，即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或多元一体的。这个根本看法暗示着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可能有不尽相同的方式，也暗示着各地城址的出现原因以及它们在各地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要从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从各文化区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包括城址起源问题在内的社会文明化过程，作历史主义的研究。他并且举中原地区、山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址为例，说明它们在出现的原因、发展过程和社会作用方面都有些不同。

    许宏和赵辉的意见很值得重视，他们的论点要形成正式的科学论著，还要作大量的、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如果还停留在只发现一个个的城圈的阶段，再有多少新发现，也只能是重复发现，此项研究就要陷入一个停滞阶段。我们应该改变做氏族聚落和早期文明社会城市的考古工作方法。考古学是微观研究，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没有微观的宏观，就像建在沙滩上的楼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因此，我建议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类型中，选择保存比较好的、叠压关系复杂的小的聚落或城市，做科学的、细致的全面揭露发掘，以便比较研究，用１０年的时间获取全新的研究成果。

    ４、对早期宗庙遗址的发掘要慎重

    如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不够完善，有的学者提出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会有那么早，因为附近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这些玉器很可能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最近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工作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早期城市遗址中发现大的宫庙遗址，一定要认真地做科学的田野工作。早期的夯土不像汉代以后的夯土那么坚硬。中国的田野考古有其本身的特点，就是在土中找土，要从土中区分出夯土、路土、淤土、填土等，不同的土质，在不同的遗址中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所以当遇到早期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时，一定要特别细心。我发现最近对于早期宫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不是太认真，很随意的作出判断。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身上背负着很重的历史责任，因为田野考古发掘就是对古代遗址的一种合法的“破坏”。挖完之后是不能还原的。所以田野工作要极为慎重，要放慢速度。如果遇到一时看不懂的地方，要停一停，想一想然后再挖，因为考古中有些历史的信息和现象，当保存状态变化后，转瞬即逝，永远都不能回来。如果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永远无法改正的。除非是我们的子孙在若干年后又挖到同样的遗址来证明你挖错了。如果以后再也碰不到同样的遗址，大家就会把你做的错误的假象当成正确的东西。我们在田野工作中一定要有责任感，要有学术的良知，如果认识不足的话，宁可不挖，留给后人。所以目前不主张对一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大面积发掘，要留有余地。

    ５、考古学的局限性

    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中，考古学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考古学不是万能的，考古学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的展望》一文中专门有一节讲“考古学的局限性”，他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及其保存的不完整性和研究的方法上，讲清楚了这个问题。他用“考古学天生的局限性”来提醒考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的头脑，不要去作那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譬如关于考古学断定年代的事，７４年以前傅斯年已断言“考古学上最难定的是绝对时期”。所谓“绝对时期”即“绝对年代”，是要确指在哪一年。在考古学上只能在有文字记载后才能出现“绝对年代”，如在器物上的铭记，或是有纪年的遗存（窖藏和墓葬），这是很少的；大量的是无文字纪年的，也就是考古学上所称的只有约略年代的“相对年代”。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它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皇帝在位年限和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年头，根本是两个概念。“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之一，便是把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合而为一，强行比附，造成学术上的混乱。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来，评论很多，国内外的争论也已公开化，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真理会愈辩愈明。但是对非学术不同见解的讨论，特别是常识性概念之不清和逻辑推理之混乱的错误，我认为应当迅速予以澄清，不应在这种非学术性的争论上再费唇舌。譬如，把武王伐纣的年代定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其主要根据便是在陕西西安沣西Ｈ１８灰坑发现的地层年代，这个年代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它根本不能成为推断武王伐纣年代的根据。这不是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问题，而是对事物的基本概念不清、逻辑推理混乱所致的错误，也是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认识不足所致的错误。在中国现-古学发展已近８０年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学科上的“幼稚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吗？

    ６、关于考古学界学风的问题

    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大家都认为是浮躁。在考古学界的表现，一是急功近利，二是不务实际。这两种表现的根源都在于对中国考古学科的学术传承和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

    急功近利之风与快出成果、成果创新的引导和某些制度有直接关系。考古学研究有其本身的规律性，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周期长。以安阳殷墟为例，自１９２８年发掘以来至今已７０余年，有些问题尚未清楚，新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考古学就是全力去发掘新的材料，所以，考古新发现年年都有。但是，用新材料去恢复和解释古代的社会历史，取得具有创新的学术成果却是很难。在考古学研究上，不能片面要求速度，对发掘的遗迹遗物的认识要有个过程，因具体情况不同，认识过程有长有短，这是科学研究的常规。现在有的发掘主持人不经科学整理和缜密的思考，便轻率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见解；甚至在遗址发掘尚未结束时，就对遗址的性质功能及其在古史上的重要性发表了虚幻的假想，这是很不负责任的，甚至使我们对主持人发掘的科学性都产生了怀疑。   

    不务实际是指不务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特点的实际，不务中国现-古学学术传承发展规律的实际，这两个“实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在浮躁学风之下是不会认真做基础研究的，表面上它虽不像急功近利之风那么明显，可是潜在危害学科建设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此事体大，涉及理论方法诸多方面，已超出本文范围，当另文专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