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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移动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

    的唯一的有效概念。 譬如, Dean Snow在1995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公元900年以后在北美五大湖地区出现的新的考古学文化,根本不是本地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从南部迁徙来的易洛魁人Iroquoian带来的移民文化 Dean Snow 1995.  Migration in prehistory The Northern Iroquoian case.  American Antiquity 6059-79. 。 类似的移民现象也发现于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学材料中(详见:Catherine Cameron 1995. Migration and the movement of Southwestern peopl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42104-24.)1997年, 一批讨论和应用人群迁徙概念来解释考古学现象的文章被结集成一部专著,书名就是“考古阐释中的迁徙与侵入”(Migrations and invasions in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Edited by John Chapman & Helena Hamerow.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663)。

        2000年, 德国考古学家Stefan Burmeister从方法论的高度系统阐述了人群迁徙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Stefan Burmeister,2000  Archaeology and migration approaches to an archaeological proof of migr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1 no.4 539-568.)。他提出新移民的文化可分成“外部领域”(external domain) 和“内部领域”( internal domain)两大类,外部领域是移民在新的环境中与原著民和自然交互作用带 很容易变化或与原著民文化趋同 因此在考古材料中不能很好地表现为外来文化。而内部领域的文化则相对保守,在考古学的物质文化中更能反应其发源文化的特征,从而可以反映迁徙现象。Burmeister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欢迎,但如何从考古学中定义和区分内部领域和外部领域的文化,则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譬如,Burmeister认为,埋葬习俗对于研究移民现象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但相当部分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

        英国考古学家Stephen Shennan在2000年也发表了他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就职演讲稿,呼吁考古学家应该回归到三、四十年前被过程考古学派抛弃的许多议题上,在解释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时,应特别注意人口的浮动 population fluctuation所造成的影响Stephen Shennan 2000.  Populatio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1 no.5811-836.。Shennan认为,人口的数量、结构和人群的移动往往会对文化的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 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在解释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变化时,应该特别关注这些因素。他以环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材料为例,令人信服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人群的迁徙和扩张近年来也被视作农业传播的重要因素。 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Ofer Bar-Yosef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Colin Renfrew为首的一批学者,根据最新的考古、语言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欧洲史前农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的农民从近东地区向欧洲扩张的结果 (代表性的文章有:Ofer Bar-Yosef 2004. East to West -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 into Europ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5. no. S4 s1-s4.  Colin Renfrew 2002. 'The emerging synthesis' the archaeogenetics of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s and other spread zones.  In Examining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Edited by Peter Bellwood & Colin Renfrew. Pp. 3-16. London Ma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人群移动的理论思考

        欧美考古学界的上述讨论是值得中国考古学界深思的。在中国现-古学近八十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虽然也经历了数次理论思潮的变化,但是如何解释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变化,始终没有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西方受到了挑战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1980年代以后却对中国考古学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已日渐成为中国考古学主力军的中青年学者大多对西方考古学的新方法和新概念持肯定态度,从而使近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无论在田野发掘操作,还是在研究课题的设计上,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这当然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不过遗憾的是,很少有文章深入探讨这些“洋”方法产生的理论背景及其变化的过程,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只能被动地利用,而不能利用中国考古学丰富的材料,去直接参与考古学理论的探讨,更罔言创造新的理论了。

        应该指出的是,近十年来欧美考古学界对人群迁徙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的再讨论,绝不是简单地对一个老概念的回归。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辨别考古文化中的移民现象是非常困难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 即必须对单个遗址的地层形成过程、年代和文化因素的构成进行全方位的、高精度的研究,同时该区域和周围地区的文化序列必须相当清晰。这就对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考古学如欲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突破,应该慎重研究现有材料的有效性,并积极设计新的研究方案。在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下面几点可以考虑:

        1、一个移民遗址或文化,其文化特征诸如遗物类型、聚落形态和埋葬习俗应该与该地区同时代的遗址或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2、与该地区前一个时期的文化相比,一个移民遗址或文化与其应该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3、我们应该能够在其他地区找到该移民文化的母文化。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创始效应 founder's effect的影响,母文化与其分支文化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但在总体上其渊源关系应该是明显的;

        4、在考古年代上,移民文化应该总是比其发源的母文化要晚;

        5、如果一个移民文化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取代了原来的文化,那么其必有相当强的优势,这些优势可能是生产方式、军事技术、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并应该在考古学材料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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