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根据有关学者披露的资料，非洲尼日尔人的制盐方法就是把泥碗直接架在成排的泥柱上煮盐，在添加柴火时盐工常会打断泥柱，使得泥碗底部破裂，但由于碗底已有盐结晶，因此卤水会继续得以煎煮。即使在煮盐过程中没有打破泥碗，盐工也会有意打破碗底来观察盐的结晶情况（图三），《考古》２００４年４期）。尽管阎家庄的灶址很难说就是这样使用的，但这一信息仍有助于解释少见的圆柱形烧土柱的存在。再者，阎家庄灶址的火塘大小也适合放置煮盐器具。根据我们近年来的发掘和检测分析，可以确定周代山东北部沿海煮盐用的是一种圜底盔形陶器，这种盔形器在西周前期的直径和高度都在２０厘米左右，有学者认为后来这种煎卤器具有逐渐增高增大的趋势。而阎家庄的这些房址从同出陶器看应在春秋后期，火塘的直径一般在３０厘米左右，火塘口部到烧土柱顶部有１０—２０厘米的空间，可见是可以放置单个盔形器的。而且盔形器都比较厚重，烧土柱正好能起到支撑作用。第三，阎家庄的地理位置靠近海边，适合煮盐。发掘报告已根据早年丁啸先生的意见，推测这里当时距海岸可能只有１公里左右。主要记录周代山东北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古籍《管子》曾屡次提到“煮海为盐”，所以可进一步推测，当时阎家庄煮盐可能是煎煮海水或从海沙中淋出的卤水为盐的。第四，阎家庄所在的胶东半岛西海岸汉代时归巾弦、曲成、当利等县管辖，这些县都设有盐官，是当时环渤海地带盛产海盐之地，说明已有相当长的煮盐历史，再上推到周代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阎家庄的这些房址很可能是煮盐遗迹，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日常民居。如果这一推测有合理成分，还可以看出其他有价值的线索。从发掘报告看，这些遗迹出土了盆、甑、盂、碗等陶器（应是煮盐的辅助器皿），尽管没有见到盔形器，但第１０号遗迹有两个直径２０多厘米的圆坑，推测这可能就是存放圜底盔形器之处，而不是柱洞。还能看出的是，这些遗迹出土遗物都很少，报告作者推测可能是捕鱼季节过后集体离去造成的。这个意见给笔者很大启发，根据《管子》的记载，当时煮盐一般是在开春和秋后，其他时间不得煮盐，而且突遇连阴雨天气也不能煮盐，可见也有季节性或短暂性，这些都能解释出土物少和不见盔形器的现象。另外，依据后来的文献记载，古代煮盐用的灶称为“盐灶”，几个盐灶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生产单位“灶户”，那么，阎家庄的这１２个遗迹连同残存的２个灶址就可理解为１４个盐灶，而这些集中分布的盐灶就构成了一个灶户。这对考察当时海盐业的生产关系也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