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概念是狭义的，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社会阶段的历史阶段。即从没有阶级到有阶级，从氏族到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关于人类文明社会起源和形成的经典著作，他所依据的是１８７７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所写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材料，来论述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一般的社会发展法则。但是，具体到世界文明古国是如何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历史，已经从社会学的宏观进入到历史学的微观研究的范畴。因为恩格斯和摩尔根的书是社会学的著作，特别是恩格斯的书是讲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不是历史著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版半个世纪以后，１９３６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Ｖ．Ｃｏｒ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ｅ）根据西方的考古资料提出，如果出现了城市、文字、金属加工和水利灌溉工程，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将文明社会的出现具体化。柴尔德所提出的世界文明古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否符合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是否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起源和形成的模式，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二、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两个阶段

    根据中国现-古学发展的成果，可以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现-古学诞生到８０年代中期，是前一个阶段。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是后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中国现-古学发展的结果。

    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是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他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古史研究的实际情况，指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并说：“本书（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篇。”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当时不论在古史研究的领域，或者在刚刚出现的中国现-古学的研究领域，都不具备研究中国文明形成的条件。然而，郭沫若在当时能够非常睿智的提出这个在中国古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表明他确实是中国古史研究的大家，极具学术眼光。但是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并没有认真的响应，主要是没有足够的研究这个课题的历史学方面的依据和中国现-古学方面的新发现。  
 
    正在此时，与郭沫若同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史语所集刊》创刊时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了一个扩大古史研究材料的口号，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特别强调在研究中国史时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性，他在１９３０年发表于《史学》杂志上的一篇名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文章中指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历史学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古代史的材料完全属于文化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至误解。（Ｐ１８４—１９１）傅斯年的意见极其重要：第一，他确认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第二，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概念抽象的研究，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研究；第三，古代历史要靠考古学的材料去研究；第四，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文化现象，文化现象不是对单体遗物的描述，而是对诸种遗迹、遗物所反映的文化观念的综合研究。傅斯年的这些意见虽然讲的是中国现-古学的方法，但却完全符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的原则。中国现-古学只有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才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出正确的研究。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河南安阳发掘殷墟遗址，事实证明，殷墟的发掘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中国现-古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当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由于没有弄清楚文明的涵义，往往把文化和文明混淆。有些论文虽然以文明命题，但内容谈论的却是文化的问题。这种情况还是在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进展之后，才逐渐得到了澄清。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现-古学中史前考古学和先秦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和文明起源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几乎是不可分的。１９５４年李济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课题，并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８５年之间，陆续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共四大本，全面论述了中国上古史的诸问题。就在这个期间，张光直所著《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也全面论述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先秦考古学。此书用英文撰写，先后发行四版，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观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前一个阶段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   
    前后两个阶段的转变，发生在１９８３年夏鼐在日本所做的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次讲演稿的中文版于１９８５年７月正式出版，此时夏先生已经过世，但此书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夏鼐的讲演在中国文明形成研究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他把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佐证。”他指出：“自从１９２８年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开始以后，经过最初几年的田野工作，便取得了很大收获，到了三十年代，已可确定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是当时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夏鼐以小屯殷墟商文化的都市、文字、青铜铸造技术和玉器等文明因素的特点，上溯文明起源至郑州二里岗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并涉及了与中国文明形成关系最密切的史前诸文化，如河南和山东的晚期龙山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以及西北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他认为：“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的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   

    １９８６年，苏秉琦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指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实体”，这个转化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即距今５０００年前至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年之间。他举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及其附近的积石冢为例，“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后他又提出了中国国家发展的三个模式，即古国、方国和帝国。１９９７年６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最后的一部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他的这些意见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在１９９１年还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问题，这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很重要。１９９４年，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和张忠培合写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出版，这是利用考古资料编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史前时期的著作，也为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７年张忠培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汉学讲座上，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为题，就公元前３３００—３２００年之际的中国史前诸文化中出现的家族父权制、社会分工和分化、王权与神权、社会性质与国家之发展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在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的论述。他先后发表过３篇文章，最近又整理出他的一篇写于１９９１年的遗稿，都是写中国文明起源的。他的意见都概括在我与他共同主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这本书的第九章中。张光直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态和西方文明起源的形态的不同做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社会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一个例外。因此他提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他使我们觉察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般的社会科学上的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归纳出来的。这些原理原则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经过考验，特别是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具有世界的普遍的应用性。他的这些论述十分重要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