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一文里，以河北怀来太师庄泥炭剖面的孢粉和氧同位素分析揭示的公元前６０００－４２００年的气候环境变迁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古文化的发展特征相结合，指出气候的暖湿和干冷分别影响到文化的繁荣和出现低谷。这个认识与一般的自然环境条件良好，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与这种较长时间段里的人地关系研究相对应，王青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环境灾变与洪水事件的新思考》（《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３日）中认为以夏王朝建立为主要标志的中原地区迅速崛起与当时的环境灾变和洪水事件以及大禹治水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强调了突如其来的灾变事件的影响力。 人类学研究分为体质人类学和ＤＮＡ研究两部分。体质人类学的重头戏当属王明辉等的《民和核桃庄史前文化墓地人骨研究》（《民和核桃庄》，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他们在报告中确定了出土的１５４具人骨的性别、年龄、体质特征及病理现象等，为研究古代人骨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和宝贵的资料。另外，崔银秋等的《青海省都兰县唐代吐蕃墓葬人骨线粒体ＤＮＡ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２００４年）等多篇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有关ＤＮＡ研究的文章分别确认了研究对象所属的亚洲或欧洲谱系。ＤＮＡ研究继续在获取有价值的资料，完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植物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赵志军的系列文章，如《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中存在的误差》（《文物科技研究》第一辑，２００４年）、《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周原遗址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探寻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２日）等。他在这些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分析方法与原理、黍、稷、麦等农作物的起源及其背景、推测西辽河上游地区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之一，兴隆洼文化尚处于“似农非农”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认识，为建立植物考古学研究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动物考古学研究领域中首先要提到的是袁靖等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成果《动物研究》（《跨湖桥》，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他们通过各种研究，确认距今８０００年前跨湖桥遗址就存在家猪，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实例，也是我国最早的家猪实例之一。这个遗址出土的动物种类和比例反映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进而为探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各自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另外，马萧林等在《灵宝西坡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３期）中提到筛选方法的重要性，强调了完善收集和整理动物骨骼的方法。这个认识对于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陶瓷器、金属器及玉器分析领域里取得的成果最为丰富。主要代表作有马清林等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陶器成分分析》（《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朱君孝、王昌燧等的《二里头遗址陶器产地的初步研究》，（《复旦大学学报》第４３卷第４期）；吴隽、李家治等的《中国景德镇历代官窑青花瓷的断代研究》，（《中国科学Ｅ辑》第３４卷５期》）；凌雪、王昌燧等的《邢窑、定窑、巩窑白瓷显微结构的对比分析》（《扫描电子学报》第２３卷第２期）：柯俊、韩汝玢、孙淑云、李延祥、潜伟等的《冶金史研究方法的探索》、《辽西地区早期冶铜技术》、《新疆哈密及其邻近地区史前时期铜器的检验与分析》（均出自《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１０卷第２期），秦颖、李清临、王昌燧等的《皖南沿江地区部分出土青铜器的铜矿料来源初步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１６卷第１期），《青铜器铅同位素指示意义的范铸实验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１６卷第２期；《微量元素示踪古代青铜器铜矿料来源的可行性》（《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１６卷第３期；金正耀等的《成都金沙遗址铜器研究》（《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７期）等等。以上这些文章除个别是探讨方法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对出自各个遗址的不同种类的器物进行具体的测试和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为推动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又一步，值得充分肯定。另外，杨伯达的《试论先玉器工艺及玉器工艺之区别与特点》（《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中依据制作工艺特点将玉器工艺分为借助其他工艺求得发展和以专业砣玉工具独立发展这样两大阶段，体现出工艺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在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领域里，滕铭予在《数学方法在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实践与思考》（《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２００４年）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山西省侯马乔村墓地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强调了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最后的结论必须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探讨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多元统计分析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他实例还有张海的《Ａｒｃ Ｖｉｅｗ地理信息系统在中原地区聚落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华夏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张蕾的《考古制图中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的运用》（《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９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的《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出土颅骨的计算机虚拟三维人像复原》（《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８期），刘建华的《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与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中原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计算机技术和相关软件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发挥的多种重要作用。相信这些研究必定大有作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涛的《互联网上考古资源概览》（《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方辉的《研究人口迁移的新方法——锶同位素分析技术》（《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秦建明《第五届国际考古探测会议概述》（《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都给我们如何进一步做好考古学研究，做好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和考古学的结合工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另外，中国科技考古学会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１２日在吉林大学召开全国第七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中国科学院等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８－２１日在北京召开首届国际遥感考古会议。北京科技大学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４日成立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４日成立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这些会议的召开和中心的成立，都为推动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五点认识
总结去年的工作，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方面在新的一年里需要再接再厉自不待言。这里要提到的是有待于思考、改进或完善之处。
（一）应进一步全面发挥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作用。尤其要充分认识考古勘探只有在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先导作用，真正得到考古学家的认可，才能在考古学中立足这个关键。进一步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努力摸索如何针对具体的自然环境和需要勘探的遗迹对象，应用各种勘探方法，确认地下遗迹的形状和位置，为科学地制定田野调查、发掘计划和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技术支持。
（二）要增强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尽管各个领域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是其内容当有相通之处。比如，分别研究农作物和家畜的起源及各自在古代人类食物结构中的比例时需要互相比较，而通过食性研究可以对它们进行量化分析，这些探讨又离不开对人骨性别、年龄和形态的研究，古代的制陶、冶炼金属器等工艺发展的变迁与农业的发展过程可能具有某种关联，古代人类及其各种生存行为特征与当时的自然环境面貌应该具有不同程度的对应关系等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在交流与合作中必定能够起到融会贯通，相得益彰的效果。
（三）我们时刻都应该牢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基础研究，综合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像考古学文化类型区分和研究的深入，来源于对一个一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对一批一批材料的把握和分析一样。我们的科技考古工作也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个案研究，在掌握具体的数据、实物等第一手资料，完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研究课题的基础上，才能把各个领域的研究推向前进。
（四）要继续加强与外国学者的合作研究。再现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中国学者的努力，也欢迎各国学者的参与。我们在肯定仪器设备、技术路线及研究人员的能力是否属于前沿，研究经费是否充足，研究资料是否重要等等都是科技考古研究出成果的关键之处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认识国外一流学者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要在研究水平对等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加快我们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步伐。
（五）我们要努力强化完善考古学方法的意识。加强考古学研究人员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鼓励大家在交流和合作中实现自己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要加强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队伍建设，培养既懂考古学，又懂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基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进行各种新的尝试，努力把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不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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