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在２００４年的研究特征可以概括为认真做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紧密联系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开展研究。

    在植物考古学研究领域，随着浮选法的广泛开展，为我们探讨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除了刚刚在《中国文物报》上讨论过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和粟，以及西辽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进程中的地位以外。其他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发现也引人注目。甑皮岩遗址曾被认为是华南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考古遗址，但根据我们的浮选结果并结合植硅石分析发现，甑皮岩人不仅没有种植稻谷，甚至在其采集业中也不包含野生稻资源。然而，在浮选结果中却发现了较为丰富的炭化块茎植物遗存，通过对遗址生态环境的分析，再结合其他考古现象，我们认为甑皮岩虽然与稻作农业无关，但不排除存在其他形式原始农业的可能性，具体讲，甑皮岩人有可能已经开始种植根茎繁殖类栽培作物。

    又如，一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均不同程度地转向或引入了畜牧经济成分。但通过我们对青海东部两处遗址开展浮选的结果发现，在齐家文化时期当地的经济形态确实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但也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家畜饲养业；然而到了卡约文化时期，当地的经济形态却并没有向畜牧经济转化，依旧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但农业生产结构内部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由相对单一农作物的种植结构转变为因地制宜的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

    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同样涉及到起源和经济形态问题。例如，通过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中、晚三期出土的２４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