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岗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新测的王城岗二期的１４Ｃ数据（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此），ＷＴ１５７奠６为２１３２—２０８２ＢＣ，ＷＴ１７９奠８为２１２８—２０８４ＢＣ，若取其中间数值，前者为２１０７ＢＣ，后者为２１０６ＢＣ，由此王城岗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２２世纪。这２个１４Ｃ数据年代值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王城岗三期ＷＴ３１Ｈ９２的１４Ｃ数据为２０９０—２０３０ＢＣ，取其中间数值为２０６０ＢＣ，即公元前２１世纪；王城岗四期ＷＴ１２４Ｈ５３６的１４Ｃ数据为２０３８—１９９８ＢＣ，取其中间数值为２０１８ＢＣ，亦为公元前２１世纪；王城岗五期ＷＴ１０７Ｈ２３３的１４Ｃ数据为２０３０—１９６５ＢＣ，取其中间数值为１９９７ＢＣ，即公元前２０世纪。王城岗三期至五期的几个１４Ｃ数据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年代，我们初步将其定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确切的年代应属王城岗遗址分期中的哪一期？尚待对所有新的发掘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后再行确定。

    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岗大城与小城有着某种联系，从这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王城岗大城的东北部；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颍河的布局，这种以人工护城壕与天然河流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与新密古城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东城壕向南通一无名河，有异曲同工之处。若将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城墙夯土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夯土城墙都是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而且夯土层的厚度和夯窝的特征也基本相同。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有细沙相隔，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其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类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大城和小城之间的重要关系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讨论。

    就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看，王城岗小城的西城面积不足１万平方米，东城的规模可能与西城相似。如此一个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址，难怪有学者对发掘者的“禹都阳城”说提出异议。我们认为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与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都说明王城岗遗址应为嵩山东南麓、颍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有新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王城岗遗址对夏文化研究的价值

    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已经有５０多年了，若从１９５９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的调查算起也已有４０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于１９７５年开始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至今已有３０年，１９９６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内发掘采样，２００２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几次工作大体反映出我国学术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对王城岗遗址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可以说是４０多年来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２０７０～前１６００年，即公元前２１～前１７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王城岗城址毁于洪水说与夏文化起始年

    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这应该是考古学者较早对发生洪水的相关遗迹的关注。

    １９９１年，俞伟超先生在致“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提出：“２０００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说到尧、舜之时是‘鸿水滔天’，‘下民起忧’、‘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鲧治水，但‘鲧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４０００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由于俞伟超先生对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认识，方使学术界对这次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稽之谈的洪水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证据。如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城址，发掘者认为龙山文化城址毁于洪水，根据文化面貌和地层关系的分析，这次洪水应发生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原来的龙山文化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修复。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在２０００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穿过遗址东部的古河道，地层关系表明古河道形成于河南龙山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通过沉积剖面的观察和堆积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积中发现了泛洪沉积，具有河流泛滥时期水流紊乱多变的动力特征，应是洪水所致。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１４Ｃ测年数据为公元前２１０７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