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荒北央遗址除了出土大量盔形器外，还发现了五个黏土小坑、一条小水沟以及大面积的草木灰堆积，草木灰表面有白色沉淀物硬面。五个小坑都分布在小水沟周围，都在内壁涂抹一层规整的红色黏土，基本不透水。草木灰为有规律的数十层薄层，呈大面积水平分布，明显是人工形成的遗迹，化学分析表明，草木灰中的可溶性盐能与盐土中的钙离子或镁离子发生反应生成氯化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盐土的含盐量。草木灰上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非常光滑，味道微苦，物相分析表明，它的主要成分为石英和长石，与含盐物质溶解后的残留物有关。
    据《熬波图》、《天工开物》等文献记载，我国在明代以前主要用淋煎法生产海盐，即先把草木灰水平摊在海滩上，再引海水浇在草木灰上，使析出的盐花附着在草木灰表面，然后再刮取这些高盐分的盐土放入坑中，再淋水使盐土溶解成卤水，然后把卤水放入锅中煎煮。结合这些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在大荒北央发现的上述遗存应是淋煎法生产海盐的遗存，即小水沟是就地挖取地下卤水的遗迹，草木灰薄层是用来提高卤水含盐量而有意摊洒形成的，白色沉淀物硬面则是刮取包含草木灰和盐花的盐土之后剩余盐土溶解的残留物，黏土坑则是用来溶解刮下盐土和沉淀杂质的土坑。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商周时期山东北部地区生产海盐主要有两个技术流程：摊灰刮卤——先开沟获取卤水，再摊灰刮卤，然后筑坑淋卤；煎卤成盐——先设盐灶，再盛卤煎熬，然后破罐（盔形器）取盐。根据《中国盐业史》等权威论著的研究，我国海盐生产的上述两个技术流程以及使用草木灰的文献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元代，而大荒北央遗址的发掘用考古证据把这一历史提早了一千多年，这对研究淋煎法海盐生产的技术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

   《管子》是山东北部的东周到汉代学者撰写的一部著作，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史料，这部书中屡次提到“煮海为盐”、“煮  水为盐”，所以学术界长期认为山东沿海古代海盐生产是煮海水或济水为盐（济水是一条大致走现今黄河下游河道的古河流）。但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和自然学科研究资料，得出了更全面的认识。
    根据地质部门的勘探与研究，山东北部沿海地下有丰富的卤水，按埋藏深度又分为浅层卤水和深层卤水两种，含盐浓度比正常海水高４—５倍，其中浅层卤水是距今６０００年前最高海面时期侵入内陆的海水经过强烈蒸发浓缩后埋藏形成的，最近有关学者的反向模拟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根据掌握的大量沿海遗址和有关地学钻孔资料相互对比，认为山东北部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的海岸线应在现今海拔１０米附近（此后海面逐渐下降），大致在沿河北沧县南—盐山西—山东庆云东宗北—无棣北—阳信小韩东—滨城卧佛台北—滨州—博兴黄金寨南—广饶寨村、五村北—青州许王、马家庄北—寿光王庄、后乘马疃、薛家庄、寒桥北—寒亭鲁家口、狮子行、前埠下北—平度韩村北—平度三埠李家西—莱州中杨、西大宋西一线，深入现今内陆２０—４０公里。而盔形器在山东北部沿海的密集分布范围也在海拔１０米以下，与距今６０００年前的高海岸线位置基本重合。
    根据这一情况，又鉴于盔形器是商周时期生产海盐的专用器具，我们认为，山东北部当时的产盐地域基本可确定在现今海拔１０米以下地带，而非仅限于海岸地带，更不是单纯的用海水煮盐，那些远离当时海岸线的大部分地域生产海盐应是利用地下卤水，大荒北央遗址发现的小水沟就是就地挖取地下卤水的遗迹。《管子》所记载的“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而“煮  水为盐”的“  水”也不是“济水”，而是特指“盐之质”即“卤水”（对此马百非先生早已指出，只是未引起充分重视）。这样，我们就从科学实证角度纠正了学术界对古文献长期存在的一个极大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