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跨越了近２０００年；东北青铜时代可以划分为夏至早商的初始、商末周初的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全盛和战国时期的终末４个阶段等观点。并进一步揭示出了东北青铜时代开始时间不比中原晚，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具有同步性，东北青铜时代文化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东北青铜时代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区的雏形等五大规律。
对史载东周时期活跃于燕国东北部的东胡族及其相关遗存，一直是为学界所争论的问题。王立新教授指出１９９２年报道的敖汉旗铁匠沟Ａ区墓葬遗存和１９９８年提出的水泉文化，虽然在地域和年代上与东胡族十分契合，但要确定某类遗存的族属仅仅考虑年代与地域的吻合是很不够的，包括墓葬与经济形态在内的文化特征上的吻合，也显得格外重要。他根据２００２年林西井沟子遗址的最新发现，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井沟子遗址不仅在年代和地域上，而且在经济形态特点乃至人种上都与文献所记的东胡族相合，继而认为以井沟子类型墓葬为代表的遗存作为东胡族的遗存最为合适。
王培新副教授认为高句丽墓葬在４世纪中叶前后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封土石室墓作为一种新型墓葬形式登场。由于封土石室墓出现后，传统的积石墓仍然流行，并在封土石室墓影响下开始由积石石圹墓向积石石室墓演变，所以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并非是从积石墓直接演变而来，它是高句丽不断吸收外部文化因素导致的结果。高句丽于４世纪初占领的乐浪、带方地区，２世纪后期—４世纪中叶流行砖室墓；而较早阶段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中，多数型式的墓葬都承袭了诸多乐浪系统砖室墓的要素，因此可以认为乐浪墓制在高句丽埋葬观念转变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谢桂华研究员通过释读最新整理出来的额济纳汉简材料，对汉代历史与制度、简册制度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另外，还对额济纳汉简中提到的《苍颉篇》、《晏子春秋》等典籍和医方、田章等内容一一进行了评述。
李均明研究员以１９９９—去年间额济纳旗烽燧遗址新出土的５００余枚汉简为研究对象，检索了其中与法制相关的史料。指出，简文见少量诏书律令本文，而更多的是其引文和反映诏书律令执行情况的简文；通过释读简文对当时的行政规范、民事债务、司法诉讼以及罪名与刑罚进行了归纳和描述。
李晟远先生通过对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张家山汉简”进行研究，指出“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是由２７篇“律”和１篇“津关令”组成的，而这篇“津关令”可能是已发现简牍材料中的第一个独立篇目的令。还提出，这批汉简中的律文颁布的时间不早于吕后时期。关于“津关令”颁布的原因，李晟远认为，鉴于《奏谳书》中反映出来的秦汉交替时期逃亡案例较多的情况《津关令》很可能与加强管理亡人有关。
三
以考古学的视角对中外史前聚落形态进行科学地比较，是中外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课题。美国匹兹堡大学周南（Ｄｒｅｎｎａｎ）教授结合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他在内蒙古赤峰市合作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成果，运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划分“缓冲线”（ｂｕｆｆｅｒｓ）、制作“人为地形图”（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等手段，对赤峰地区从红山、兴隆洼到赵宝沟等文化时期的不同层次的社团和社区（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同时，周南还使用相同手段对哥伦比安第斯山的ａｌｔｏ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以及墨西哥高地南部的Ｏａｘａｃａ山谷进行了分析。周南发现在赤峰和Ｏａｘａｃａ大小不同的小底层社团与其他社区明显分开，极易识别；而ａｌｔｏ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却无法分出像红山那样的小的村落，多数时候只见庞大的居住群在广阔的地域杂乱无章地爬行延伸。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经济交流、土地使用权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等因素有关。并指出，这种现象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一种比地域性调查更细致的发掘和调查形式。
对渔猎与牧业文明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考古学的薄弱环节。杨建华教授引入了剑桥大学科林·伦福儒教授对欧亚草原经济发展四个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全新世的渔猎采集经济；第二阶段，畜牧农耕经济的传播时期；第三阶段，畜牧——农业混合经济的草原青铜时代；第四阶段，铁器时代发达的游牧经济阶段。杨建华发现，中国长城地带在先秦时期也走过了与欧亚草原大体相似的道路，也存在与欧亚草原相似的四个发展阶段。杨建华总结指出，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古代环境与经济类型及其发展非常相似：从旧石器时代末开始了发达的细石器传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都是从外边传入的；青铜时代的气候由温湿向干冷变化，形成农—牧混合型经济类型；最后放弃农业成为游牧经济。另外，杨建华提出，在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最令人关注的当属游牧经济的产生问题，而研究游牧经济的则起源需要重视马的起源与开发利用、环境因素、社会原因等问题。
四
周慧教授报告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ＤＮＡ实验室成功地从距今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疆察吾呼沟口墓地的９例古代人骨中提取出古ＤＮＡ分子的最新成果。通过在Ｇｅｎｅｂａｎｋ中搜索其共享序列并与欧洲、亚洲进行系统发育分析，指出察吾呼沟口古代居民应是一个欧亚人群混杂的古代群体。经过分析，周慧认为在我国新疆天山中部地区已经有蒙古人种存在。
索秀芬先生指出，西辽河流域在１２０００ａＢＰ前进入全新世，伴随气候转暖人类由旧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该时期发现了小河西文化；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ａＢＰ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原始农业发展，先后发展兴起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５０００ａＢＰ前后的降温事件和几千年的农耕，尤其是红山文化以来的犁耕对植被的破坏，加剧了西辽河流域风沙活动，最终导致红山文化消亡，继之而起的小河沿文化人口密度大大降低，遭受４８００ａＢＰ开始的降温事件的重创后，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２０００ａＢＰ该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但除了南部少部分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外，其它广大地区均以畜牧业为主。
滕铭予教授公布了２００１年９—１０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配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额济纳旗进行的古代遗址的测量结果。这次测量使用了全站仪（Ｔｏ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ＧＰＳ）以及ＡｕｔｏＣＡＤＭａｐ等手段，对博罗松治、察干松治、大方城、温都格陪城等烽燧遗址，破城子、小方城、宗间阿玛等候官遗址，以及红城子、居延城、雅布赖城、绿城子、大同城、温都格城等共１３处遗址进行了测量。
朱泓教授指出，根据史料记载，在古代的西北大地上曾先后居住和活动着羌、戎、羯、氐、塞种、丁零、坚昆、楼兰、乌孙、月氏、龟兹、疏勒、车师、铁勒、突厥、吐谷浑、党项、回鹘等诸多民族。这种多民族的特点使得在西北考古的研究中，族属问题的判定成为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课题。朱泓在详细分析了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两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最南端的阿拉善盟在内的我国西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汉代以后的古人骨材料之后，提出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在人种地理分布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包含有蒙古人种的欧罗巴人种两个大人种成分，并且也有属于两大人种之间过度性质的混血类型的存在。这种复杂的种系构成情况恰好与我国文献史料中有关西北地区古代居民众多、种系来源复杂的记载相吻合。 （段天璟 刘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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