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和对文化格局理解的差异，许多被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资料往往早已深入到青铜时代。近来，虽然一些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但由于对时代的界说，对考古学资料联系与差别的关系，对定量研究的方法比较困惑，因此，界定广东新石器时代年代下限的认识仍然是若明若暗。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进入到广东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粤北山地与环珠江口地区已经形成了文化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古学区域。北有著名的石峡文化，南有香港涌浪、东莞圆洲、珠海宝镜湾等代表的遗存，前者以鼎、三足盘、圈足盘为特征，后者以釜、小口圈足罐、豆为特征，粤东地区的小口圈足罐与环珠江口地区比较接近，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考古学文化的格局主要是南北的问题。然而，当上述遗存在本地消失之后，代之而兴的却是另一番风貌。特别是粤北山地以南的地区，在不同的地理单元考古学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共同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１、陶器的基本组合发生了变化，小口圈足罐退出了历史舞台，表明文化结构产生变化；
２、陶器纹饰中雷纹的出现预示着以往流行的刻划纹将被更规范的拍印或戳印纹取代；
３、折肩器、折腹器和凹底器，其器口内侧和领口以下修整的特点反映了制陶工艺迈向了更高的台阶。
１４Ｃ年代数据显示上述遗存虽有早晚之分，但基本都在商代纪年之内。这些遗存显然已经走出了新石器时代，但又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尚未见青铜制品，但文化结构和传统与已知的广东典型的晚商时期的遗存别无二致，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着眼于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格局，这类遗存应划到青铜时代，即属于广东青铜时代早期的前青铜制品时期。也有研究者试图将这类遗存纳入“夏商”时期的概念中，其实，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在夏纪年的范围广东新石器时代尚未解体，而早商时期广东已然进入青铜时代，按中原的标准套广东资料的作法不可取。广东有自己的商、周，却无自己的夏，因为在中原的夏纪年内，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能独立地区别出具有特殊指征的考古学遗存。显然，不能把不同时代和不同性质的考古学资料混为一谈。
由此可见，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是石峡文化，以及香港涌浪、东莞圆洲、珠海宝镜湾等遗址代表的部分遗存，诸多的１４Ｃ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的下限大约在距今３５００年前后。
二、关于广东新石器时代的分期
广东新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１万多年前至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特点是发端早而结束晚，与中原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如此之长的年代跨度是分早中晚三期为妥，还是前后两期适宜？笔者倾向于早中晚三期说。
距今１万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的资料只有英德牛栏洞第三期遗存，可视为广东新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１万至约６０００年前后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的资料也不太丰富。需要说明的是，对二、三阶段的划分是考虑到广东考古学文化在谱系上出现更替和换代的情况。按这种认识，属于第二阶段的有曲江石峡遗址的前石峡遗存、封开勒竹口、杏花村窑址、吴川黎屋村梧山岭、珠海宝镜湾、香港东湾、深圳大黄沙等遗址的部分遗存。可将这些遗存归为广东新石器时代的中期。
距今６０００—３５００年为第三阶段，该阶段的资料比较丰富，诸如珠海后沙湾和宝镜湾、深圳咸头岭和大黄沙、东莞万福庵和圆洲、中山龙穴、高要蚬壳洲、曲江石峡遗址第二期遗存即石峡文化、封开乌骚岭、香港涌浪等遗址的部分遗存。这些遗存均可归为广东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按这种年代分期的认识考察广东新石器时-古学遗存，不难发现广东地区若以北江为中轴线，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１万—６０００年，其西部与西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属同一考古学文化范畴，自６０００年以降湖南地区的彩陶由湘水走灵渠，再从桂北入西江，经广东高要蚬壳洲、东莞万福庵、深圳大黄沙，直至香港大湾，这个时期湘系考古学文化的影响终结了桂系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东进；５０００年以后，江西清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又影响到粤北山地，其路径应是清江至赣江由南雄进广东，但在周边地区的影响下，环珠江口地区的岛屿始终有一支考古文化遗存独树一帜，这就是香港东湾和珠海宝镜湾遗址的部分遗存。由此可见，广东新石器时代的年代与分期要着眼于南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大格局，跳出广东研究广东，认识才可能有新的进步，才可能看的更清楚更深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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