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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文化与古国的思考——四论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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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与古代国家的关系历来为学术界关注，许多研究试图将文献关于古国的记载与考古学资料对应起来，以求达到实物俱在、铁案如山的论证效果，这在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中相对多见。考古学文化与古国间不等式的认识在考古学界似乎已是基本的常识，但究竟是怎样的不等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的研究、发掘和阐述，因此，一些考古学研究虽然努力地避免直接的对号入座，但目前流行和通用的基本概念中依然能显露出由于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而造成的误解和理论上的偏差。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文明亮点，诸如庙底沟二期文化在河南陕县、在山西的垣曲古城东关、襄汾陶寺的超大型遗址中展现出的规模庞大、特征清楚、等级有序、制度规范等特点，其文明之光显然已经冲破氏族制度的束缚而走上更高级的历史阶段。这些超大型遗址与传说时代的古国相呼应，因而成为研究的热点，这表明按考古学文化研究古国的形成与发展将失之于笼统，即使进入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历史时期夏代，按考古学文化研究古国，或者将两者合一也有违于史实。考古学文化与古国是不同的概念，两种资料在数量上看似没有可比性，实则颇有关联。在文献的记忆中“黄帝时万诸侯”，禹时“执玉帛亦有万国”，夏王朝的后期情况开始变化，《帝王世纪》载：“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殷商以降到西周，“凡千七百国，又灭汤时千三百矣。”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些数字准确与否可以不讨论，重要的是这些记载揭示出中国古代由分散到集中，逐步走向统一的大趋势，符合规律和逻辑，因而基本可信。可是迄今为止人们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数量却相当有限，与文献所记大约是两位数字与五位数字之比，有天壤之别。倘若欲利用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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