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资料研究古国，那么一定要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而一些考古学文化必然包括若干个、十几个、甚至更多古国才比较合理或匹配。因此，这个时期超大型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特别重要了。
能够说明考古学文化与中国古代国家关系的资料不胜枚举。远的姑且不论，就说夏商之际的考古学文化状况。按《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商汤灭夏的过程中是先征葛伯，后伐昆吾，《诗经》也有商汤伐韦、顾的记载，由于商史已成为信史，在夏文化的讨论中学者们曾引用这些记载分析商汤灭夏的路线，进而推测汤都所在。但此时，这个区域只有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期的遗存，而没有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存在，因此，这些古国的考古学文化归属必居两者之一，不论归为何者，都足证同一考古学文化中包含有不同古国遗存的认识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再者，文献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些古国既然是商汤的对头，自然是夏人的朋友，推演下去当得出他们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由此可见，如果相信《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对考古学资料又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不难认识到：二里头文化并非只是夏人的文化，它包括的古国可能比人们认识的要更多；二里头文化完全等于夏文化的认识实有偏差。因此，科学地认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无意动摇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体系，然细想起来，就如《国语》所说“昆吾为夏伯”，可它毕竟是一独立的古国，将其纳入二里头文化无疑便认同了考古学文化是多国文化的命题，而多国的考古学文化一旦被冠以一个国家或族的名称，就产生了其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正所谓“白马非马”，对于古国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似乎不利，考古学文化本来可以包括不同的古国，但夏王朝夏人的夏文化如何可以包括不属于夏人的国家？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科学在于概念明确，惟此才能充分注意到这个时期相关遗址的特殊性，一些微小的差异可能反映重大问题。反之，如果人们将二里头文化的遗址都视为夏人的文化遗存，微小的差异和区别就很容易被忽视、被简单粗糙的认识淹没。在夏文化的讨论中，考古学家已经注意到对亳、桐宫等地点的考证应当有考古学资料的支持，现在来看，只有对那些地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细致具体的分析，才能提高支持的可信度。因为二里头文化包括了不同的古国，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不都是夏王朝的势力范围，所以不能将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相似性作为国家相同的论据加以推演和发挥。二里头文化尚且如此，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些考古学文化与古国的关系就毋庸赘言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相继出现超大型墓地和遗址，从以往研究社会形态的途径出发，例如母系、父系到对偶家庭的角度，或者典型奴隶制、东方家庭奴隶制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路子，抑或贫富差别、阶级矛盾到暴力冲突的模式，研究都难以深入下去，有的甚至有隔靴搔痒之感。新的视角和途径因此自然地应运而生，这并不奇怪，对古代世界的认识需要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同一学科也有不同的渠道和角度。当然，任何方法和途径都可能存在局限性，包治百病的药绝非良药。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一些重要现象时，中国模式就游刃有余了，如同天际的云朵，东一片殷红，西一片橘黄，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和知识解释，就不如用气象学的理论说明来的直接和深刻。文明起源中国模式对这个时期超大型墓地和遗址的认识就像气象学说明那东一片西一片的彩云一样，将那些看似毫无联系的现象通过礼制的线索连接在一起。因为，礼制是古代中国的土特产品，礼制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道德行为的准则，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管理方式，是一种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利。氏族制时代有特定的内在的协调机制，文明进入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需要不同于氏族制时代的管理机制与办法，与历史的进程相适应，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礼制终于脱颖而出。由这条线索观察已知的资料，可以发现礼制在许多地点发生着作用，但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地点礼制发达的程度又不相同。例如，受大汶口文化强烈影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山西太古白燕以及山西襄汾陶寺等地存有不同的情况，这说明礼制这套机制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同样受酒礼系统的影响和熏陶，其发达程度却有区别。可见，古国首先是在个别地点逐渐成熟，不同的地点进程不同。
另一方面，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可以拥有多个古国的认识，提出了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掘地点区分和辨认不同古国遗存的课题。过去，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地点的遗存有区别，甚至是很大的区别，但多是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的角度解读和说明之，现在看来，有些区别的意义可能要重新评估和认识，不同古国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又有各自的特点，因此要求田野考古实践和理论的水平都有新的提高，才能适应中国考古学新一轮发展的要求。另外，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例如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屈家岭文化等若从考古学文化与古国关系方面考察实际上都具有古国联盟文化的雏形，有的甚至就是古国联盟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过是继承者，是夏代古国联盟文化之一，而不仅仅“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从古国出现的年代看，有夏之国晚于陶寺古国４００年之多，地域也有差别，可能有人会质疑，考古学文化的一个小小地点竟然被说成是一个古国岂非咄咄怪事，经典作家不是反复强调国家是按地域划分的吗，一个地点又如何有地域可言？然而，这确实是中国古代的实际状况，“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言之凿凿，复何求大，周人立国也不过百里，更何况陶寺那个年代有三、五十里为政，便已经可以雄视天下了。
当年，苏秉琦先生曾科学地预见广西的西江和广东的东江可能有古城古国那样的大遗址，提出了正确认识古国与大遗址关系的课题。现在，当人们进一步检讨考古学文化与古国的关系，重温苏先生的教诲，倍感亲切。超大型遗址的科学发掘与研究是认识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国形成的关键，也是理解这个时期考古学文化与古国关系的基础。此外，考古学尊重历史文献，在中国特定的史学传统和文化环境中更是格外尊重，但简单的对号入座却应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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