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为人类所共享，由文化遗产所生成和提供的知识已构-类知识体系中一些最基础性的成分，文化遗产事业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也越来越贴近，因此，如果形成了一个“文化遗产学”，那它一定是既包含又超越于“管理性”和“经营性”之上的，一定有相当大比重的内容是超越“职业性”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曾著文呼吁尽快将文化遗产教育纳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参见《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３辑）。
二、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追求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学术创新。
现下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必须保持比较鲜明的实践品性，这是由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客观局势所决定的。然而，越是强调实践性，就越是要重视理论创新，这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的概括。”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早就谆谆告诫：“一个民族想要站到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反杜林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资源大国，若想进一步成为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强国，则在相关领域里的具有一定高度的理论建树，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今日我国的文物保护形势严峻、问题丛结，大家都深感理论探索的重要性，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能够与时俱进，更有效地指导实际工作。最近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同志也多次强调，要以理论创新促进文物工作创新。我想，建构一门“文化遗产学”，正是这种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所赋予我们的一项任务。
文化遗产的理论创新，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二、通过理论创新寻求学术创新。前者会较多地关注社会性的管理工作，后者则往往体现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如艺术史、考古学、博物馆学）的学术工作中。虽有所区别，但两者并不完全割裂。
三、要重视研究当代学科生长的规律和环境，为文化遗产研究的拓展创造条件。
当代学科发展的特点或规律之一，是不再以传统的知识类型（如文、史、哲、数、理、化）划分学科，而是由所面临的问题或对象来形成学科，如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就此而言，它们都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同样，所谓的“文化遗产学”也是立足于“问题”和“对象”的基础上。这正是“文化遗产学”具备存在和成长的理由之一。
然而这些年来，我一直慎言“文化遗产学”，而多讲“文化遗产研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文化遗产学”尚在襁褓和构想之中，且不说学科体系，即使一般性的发凡起例的工作都几乎阙如。二、目前学界存在严重的浮躁弊病，动辄冠以“某某学”，不切实际的名号满天飞。倡导“文化遗产研究”，有助于言说者和接受者都以平常的心态一起来促进学术的积累，完成高楼大厦的奠基工作。
既然文化遗产研究是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关，那么问题的“突出性”或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就与这门学问（学科）的发育直接相关了。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之所以在近来得以快速发展，与其在国家科学、经济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有关。所以如果要有意识地拓展文化遗产研究，还得关注和营造学科构建的环境。
学科构建的环境还包括研究对象的整合程度。这种整合除了在知识层面进行外（这属于学科构建的内在要求），还应该体现在教学体系、研究体制和管理系统中。设想一下，如果我国的高校中已设立了若干文化遗产系或文化遗产学院；如果研究机构中也有了若干文化遗产研究所或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又如果在政府的机构设置中，已有了一个类似“文化遗产委员会”的机构来总揽和协调文化遗产的事务，那么，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构建就将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地。
路漫漫其修远，但我们将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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