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