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述及“阳陵令印”封泥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可是，西汉武帝（前１４０——前８６年）时期曾在职官制度和郡国制度的建置方面有一系列的大变化，作了相当多的改革，这些都会反映到玺印形制及特点上。在涉及官印制度本身的有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年）两次改革，导致印章的形制、印文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及形态。

《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条记：“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注引张晏云：“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对这一变化，历来学者各有争论。现代治封泥学者孙慰祖先生在《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版）中明确指出：“其实太初元年所改印文是以‘诸卿、守、相’为范围的，即秩级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印”（第８１页），不包括二千石以下之官印文字的数量改动，而“阳陵令印”当然也不在其例。而“阳陵令印”的字数用法仍然沿用秦代及西汉初年作法。

孙慰祖先生经过对目前海内外公私所藏封泥的系统观察、分析和研究后认为，“印齿式”封泥，也即他所分的Ａ式封泥，“在西汉中期趋于淘汰，其后偶有孑遗，但比例与西汉早期构成显著差异。可见Ａ式的下限基本上可定为中期，这是一条鉴别标准。”（上见同书第１１３页）而他认为四方槽的封检形式，即他所分的Ｂ式，在西汉中期出现并“上升为主要形式之一”。有鉴于此，再据“阳陵令印”封泥的书体风格近于“孝景园令”封泥这一特征，我们认为“阳陵令印”封泥应在景帝在位至武帝初年形成。若这一看法可以成立，则西汉中期的封泥可能还存在武帝前后两段的区分。这样，也可参考武帝太初元年改二千石以上官印为五字，分为前后两段的特征，将二千石以下官印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前１８８－前１４１年）的陵墓。公元前１５３年，汉景帝在当时的弋阳县修筑寿陵，故取名为“阳陵”。据刘庆柱、李毓芳先生《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中的研究，“阳陵的主要工程大约在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１４６年）秋季完工”（第４１页）。据《汉书、景帝纪》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而阳陵邑的设置实际既不在景帝葬阳陵之后，也不是刚即位时，而据《汉书·景帝纪》云：“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注引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从前引文献可知，阳陵邑的设置比较早，在景帝在位时即已存在，并不是阳陵复土以后再建。这样，我们前述关于“阳陵令印”封泥的时代推断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它自身的特征说明它晚于传世的“高寝丞印”、“孝惠寝丞”、“孝文庙令”等封泥，而近似于“孝景园令”封泥。可是，“孝景园令”封泥四边平齐的特征，应该是与采用四方槽式封检方法相关，而这种方法据孙慰祖先生研究，起始于西汉早期，但主要流行在西汉中后期。就型态而言，“孝景园令”封泥应晚于“阳陵令印”封泥。就陵邑建置与孝景园令而言，园令似乎也应晚于陵邑令的设置。所以我们认为阳陵邑发现的“阳陵令印”封泥，是阳陵邑令的印文，区别于阳陵陵园令，而阳陵陵园当时应称为“孝景园”，“阳陵令印”的时代应在景帝前元五年以后即已行用了。

西汉陵邑的行政级别属于“县”级单位，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县。据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研究，“西汉初期和中期，诸陵邑直属朝廷的‘太常’官辖。汉元帝永光元年（前４３年），诸陵邑开始隶属于三辅”（第２３２页）。西汉陵邑的设置比较特殊，相对于首都长安城，有如今人所称之“卫星城”，它的居民数均在万户以上，故而直接设“令”，而不设“长”。据文献记载，段颖就做过阳陵令。诸陵邑的令，也不是一般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基本上要选择有社会名望、声誉好的，-地位高于一般的县令。陵邑令以下还有丞和尉，这与其它县令以下设丞、尉相同。传世的封泥中就有“阳陵丞印”的封泥，这表明在阳陵邑除“令”之外，确有“丞”。

诸陵邑附近的诸“陵园”，在诸陵建成之后，陵区内被划分为“陵园”，而陵园的范围比较大，并不是指封土附近的“内城”范围。而这个大的“陵园”的最高长官则为“园令”，据记载，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就做过孝文园令。前述“孝景园令”封泥，就应是景帝阳陵陵园令的印文。“园令”的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二）》所云：“掌守陵园，案行扫除”。而据传世官印有“霸陵园丞”和“康陵园丞”等情况，可知在园令之下也设有“丞”等职官，协助园令做好陵园的管理事务。据文献记载，东汉时的园令秩六百石，这个数字近于一般小县的县长的最低的奉禄，而略高于县丞和尉的奉禄。这也可以看出，园令的奉禄略低于陵邑令的奉禄，但高于其丞的奉禄。这似乎告诉人们陵邑令不管理陵园，陵园自有人专管。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形，陵邑因园陵而设，因陵园而存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却有着密切的相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