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仰韶文化大型遗址。但是，检索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铸鼎原一带并没有发现百万平方米以上的仰韶文化大型遗址，而是发现了从小至数千平方米大到数十万平方米的一批仰韶文化遗址。铸鼎原一带存在着规模较大的仰韶文化聚落群。聚落群的总面积与遗址的面积不能等同而论。我们倒是可以研究聚落群的形成，从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趋势。在同一时期，一个大型遗址周围分布着一批中小型遗址，这种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群模式，透露出中国远古文明化过程的信息。仰韶文化时期出现数十万平方米面积的大型遗址，可以说明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长期稳定性，但把此类现象当作文明形成来分析，则显得牵强了些。
具体到一个古代文化遗址，面积的大小有个质与量的关系。如同样是城址，湖南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城址与河南古城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相比较，就不能简单地以面积的大小来论文明化程度的高低。湖南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城址平面基本呈圆形，实测直径３１８米（包括城墙），面积近８万平方米。其中大溪文化时期是该城址最为繁荣的阶段，可分为两期，年代距今约近６０００—５５００年。在大约５００年期间两次筑造城墙。筑城时间是多数论者较为忽视的一个问题。如果以考古学分期理论分析，每期大约５０—１００，在５０年内或１００年内筑成一座面积近８万平方米的城址，并非不可思议。湖南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城址的使用期约为５００年，在５００年内两次筑造城墙，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并不是极为艰巨的工程项目。筑造城墙的确是公共权力的体现，筑造城墙时间的长短也间接反映出公共权力的控制程度。公共权力，应当在氏族部落社会就产生了，它与国家形态下的公共权力虽然有着质的区别，但是也无法否认两者间的渊源承继关系。河南古城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面积有１８万平方米，城墙、城门、护城河保存较好，城内东北部清理出大面积的夯土高台建筑基址。与湖南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城址相比较，河南古城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不仅仅是面积大了１０万平方米，重要的是城址的内涵上有着飞跃的发展。河南古城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内涵，更加接近三代王朝时期的城址内涵了。
正确认识古遗址的规模，既要注意调查清楚遗址的面积，又要注意区分同一个遗址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内涵的遗存。同一时期，文化相同的一批遗址，面积大小的比较有着决定的意义。不同时期，文化不相同的一批遗址，面积大小的比较不是最为关键所在。遗址的规模，不单单是指遗址的面积而言，更重要的是指遗址的文化内涵。拥有大面积夯土高台建筑基址的古城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面积虽然仅有１８万平方米，比面积约６０万平方米的泉护村仰韶文化时期遗址小得多，但是论及两者的规模，孰大孰小？用立体的视角分析遗址，方能正确认识遗址的规模；用平面的视角分析遗址，往往只注意到遗址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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