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头山文化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直系渊源之一，其分布范围相同、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垱环濠聚落和后来出现的城濠聚落都分布于海拔高程不高的两湖平原腹地及其北缘，且都在河、湖旁边，部分聚落还残留有洪水遗迹。由此可见，环濠聚落的源起，应与防洪疏水有紧密关系。

笔者根据两湖平原地质勘探资料和考古资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复原出当时本地区至少有过四次较大的洪水期：笫一次为彭头山文化晚期，约为距今7500～7000年；笫二次为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三期阶段，约为距今5800～5500年；笫三次为屈家岭文化三期阶段，约为距今5000～4800年；笫四次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后段到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约距今4100～3800年[4]。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史前环濠聚落和城濠聚落无一例外都在上述四个洪水期时间段内。可见，城濠聚落源起的主要外因，应与环境变化，特别是洪水期来临有关。

城濠聚落源起的内因是生产力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这方面的论据很多，限于篇幅，我们仅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演进的角度看看这个问题。

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前段，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只能广种薄收，土地还要休耕，土地利用率极低，人口承载量有限。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散聚落。分散聚落的选址，都是在地势稍高而又近水的台、岗、坡地上，聚落周围又一定有适合农作的平地和滩地。当时聚落的规模一般较小，一旦人口增加，要么就溺婴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都发现大量婴儿瓮棺葬可证此说），要么就分出一部分人到较远的地方建立新的聚落。由于连年耕种，地力不足，甚至母体聚落也要定期搬迁。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各遗址石铲的发现，说明土地翻耕技术有了进步，土地的利用率有所提高，在那些适合发展农业生产的地区，土地成片的开发成为可能。稻作农业的发展促使定居聚落的规模扩大、稳定性增强，成熟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旱作农业，它可能不存在抛荒和修耕方式，稻作农业区一旦形成，即是氏族最主要的不可移动财富。另外，稻作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近水的特殊地理环境。基于上述，成熟的稻作农业，必定会加强聚落的凝聚性和稳定性，并可能引起史前人群观念的变化，如原始领地观、集体财产观念的产生和进一步加强。因此，在这些地区由于人口增加需派生出新的聚落时，再也没有必要搬迁到很远的地方，而是因地制宜，若附近有适合的岗地，就在这些岗地上修建新的聚落，如本聚落所在的岗地面积较大，即在岗地的不同方位修建新的聚落。促使其就近扩建新的聚落，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那些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聚落数量明显增加，每个聚落都有自己的生产、生活和资源获取区——领地，为了本聚落的生存，人们必须保护自己的领地。如果某一聚落扩建新的聚落，要么强占别的聚落的领地，要么去重新开发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相对而言，就近扩建新的聚落难度就小得多。初始时聚落内部并没有明确的分区，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之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把居址、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逐渐分开，并在各区之内有了一定的规划。不同地貌聚落形态的特征也开始有明显的区别。两湖平原区地势较低，较为潮湿，且易遭洪水泛滥，迫使他们协力修筑较大的土方工程——围壕和围墙。为了防潮，又是这一地区首先淘汰了半地穴式建筑，并利用红烧土来修造居住面防潮，进而发明有台基、散水、木骨泥墙，用火烘烤墙壁等先进的建筑术。汉水中游及南阳盆地区，地势较高，洪水的威胁较小，一旦生产力条件具备，即可在一地长期定居，所以这一地区的遗址文化层普遍较厚。潮湿的危害也没有两湖平原那么严重，半地穴房屋在北区（例如南阳盆地及汉水上游）仰韶文化一期仍很流行，而地下窖穴则沿用下来，与仰韶文化相始终，同样是这一地区最早出现了排房建筑。峡区地形复杂，所以那里的聚落规模小，发展也相对滞后，而临时性的小型简易居所是该地区的特色。

约在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阶段，本区先后出现了专业经济型中心聚落以及由中心聚落和半从属聚落组成的聚落群。由地区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专业经济型中心聚落，由于当地居民大量采集石料或取土制陶等等，使局部地点的微地貌有所改变。聚落群的出现，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在那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长期定居的聚落，由于有适宜的气候，农业生产有了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导致人口增加，聚落不断扩大、增容，以至就近派生出一些新的聚落，形成聚落群。其中面积较大，有大型建筑，等级较高的聚落就发展成为中心聚落；面积较小，等级较低的为半从属聚落。中心聚落与半从属聚落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在中心聚落的带领下，聚落间更容易协同作业，保卫共同的领地，修建大型建筑，更密切地交流生产技术，甚至分离出专业手工业者等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由于聚落群的聚落之间距离一般较近，各聚落的建筑物与周围农田的人工植被就会连成一片，构成数十平方公里以至更多的人文地理景观。

因此，城濠聚落在上述背景下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导致城濠聚落产生的主要动因是洪水期的来临，那么，其主要功用就是防洪。当然，洪水期的到来，对一定区域内的居民都会有冲击，那些聚落海拔高程较低、又无力修建防御工程的居民就沦为灾民，需要争夺新的生存空间。地理环境较好，人口较多的聚落群此时修建城濠聚落的另一功用，即是抵御洪水期外来灾民的侵犯，保卫生存领地。

城濠聚落的产生，是否意味着文明时代的出现呢？其实不然。

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修建石家河城濠如此大的工程，只有集中半从属聚落和城内的劳动力共同修建，同时还必须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供修城的劳动力消耗才有可能。要规划、组织和领导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管理剩余产品，必须有一个特权阶层构成的管理机构。这种管理机构可能由各聚落的首领共同组成，而以中心聚落的首领占主导地位。从石家河城内谭家岭揭露出的排房，城内邓家湾和城外的肖家屋脊所揭露的普通氏族墓地看，当时的贫富分化并不剧烈，血缘纽带及平等原则还没有被打破，社会的基层组织尚未发生严重分化，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同居于城内，甚至死后也可能归葬于本氏族的墓地。也有可能当时的特权阶层并没有多少个人的经济特权和私有财产，而只是具有-、军事和宗教方面的特权，在民众心目中有较高的威望而已。如此，中心聚落与半从属聚落、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就不可能是敌对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的一种协作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城壕聚落是由占支配地位的中心聚落的首脑控制的，同时又是整个聚落群共建共享的，即洪水来临或有敌来犯时，半从属聚落的居民均携其财物退入城内避灾和防御，水退或敌走之后再出城耕作或回原有聚落耕作和生活。

由此看来，城濠的主要防御功能是对外的，即防御洪水和外敌入侵。当时聚落间的关系只能分两级，即中心聚落与半从属聚落。所以，城濠聚落与文明时代那种除了对外的防御功能外，还有对内防御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城池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换言之，城濠聚落实际上是地处特殊地理环境下的一种中心聚落。海拔高程较高、聚落面积特大、与大批城濠聚落的出现大体同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聚落内部的分层以及分区布局类似的京山屈家岭遗址，尽管该遗址同为中心聚落，却没有发现城濠遗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遗址地面与青档河的长年水位高差达7～8米，不存在洪水的直接威胁，所以没有必要修筑防洪的城濠[5]。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第三次洪水期之后，那些城濠聚落逐渐萎缩，城、濠逐渐废弃等等现象也可证明这一点。

历史时期的城池除了防御功能外，还有-权威的功能，所以，普通聚落即便受到洪水的威胁也不能修筑城池，至多只能在聚落外修建一条疏水的环濠。

城濠聚落的出现，是在总结和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身的生产力条件，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改变了局部地区的微地貌，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的人文地理景观。事实证明它的修建是成功的，使当地人类平安地渡过了洪水期，得以持续发展。同时在灾害来临时的协同御灾，加强了人们的凝聚力，利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了修筑大型工程的能力，为此后文明时代具有-、经济中心作用的环濠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首先，由环濠聚落到城濠聚落，由较多的利用自然岗地和河道到逐渐根据需要修筑城濠，由早期的平面为圆形到后来的方形，可以看出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造自然，适应功能需要的成分越来越大，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基本奠定了古代城市的基本结构，即平面形态呈长方形或方形结构。这种结构可能影响到城门的设置、城内道路和分区布局。目前所见，文明时代阔大的方形城垣、宽广的护城河、贯通城内的道路，均源出于早期城濠聚落的实践结晶。

其次，尽管城濠聚落阶段还不见成熟的夯筑技术，但其为适应长江中游地区多水的特点，在筑城的过程中，对土源的选择、方位地形的利用、城墙的基础处理、分层堆筑的方法等等经验的总结，对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濠聚落等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促进了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公共权力的集中，社会阶层的分化。目前在长江中游地区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还不多，但从中原等其它地区的发现看，这一意义已明显显现出来了。

注释：

［1］王红星：《从门板湾城濠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濠聚落的源起与功用》，提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

［2］中村慎一：《石家河遗迹をめぐゐ诸问题》，《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7号42页，1997年。

［3］裴安平:《澧县发现我国最早聚落围壕与围墙》，《中国文物报》1994年月12月4日第1版；何介钧:《洞庭湖区的早期农业文化》，《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4］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地关系研究》，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9月；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笫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笫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