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让其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兼得？
二、时代的要求
二者兼得，是时代的要求。
首先，文物保护科学要与时俱进。当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越发细分，但又相互交叉。从“曼哈顿”工程开始被整合为若干大学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环境科学，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过程形成了诸如《人类环境宣言》、《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的《文物保护法》、《环境法》、《矿产资源法》等。这种从分到合到科学体系到社会生活，以及反作用于实践告诉我们：文物保护研究也要多学科合作，甚至形成一门新的学科而指导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同时要把意识转变为自觉行动：我们的文保工作不仅能够为历史研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提供物质载体，也能为科技进步不断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预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如此，“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原则也就容易理解，也就有了具体做法和前瞻的能力了。而在现有条件下则是尽可能少留下遗憾和失误，确保可持续发展。并且，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将可能走进世界前列，在和当前人与环境和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层面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科研体系。
其次，文物保护科学也同样是在创造中进步的。以考古学的例子比较之：它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历史发展学说、民族学；其方法论中的地层学来自地质学，类型学来自林奈的生物分类学。文物保护科学早就创立，但其理论、方法怎样发展？怎样进步？简单地引进一些理论、设备和技术手段，是“拿来主义”，不行。只能像考古学那样引进、消化基本理论和方法，又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既注意科技手段的进步，又注意不同学科发展的联系和影响，还注意科学体系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在更大的环境中寻求进步。这就要求我们建立起全新的文物保护战略和理论。
三、文物保护战略和理论
二者兼得，表面上孤立地理解，只是让文物长久地保存下来，又让它充分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当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时，将看到无论是埋藏的，还是沉没的，或者是矗立的文物，长久地保持原貌，乃是将其保持着一种理想状态的永恒。就是文物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协调。我们进入紫禁城觐见故宫，涉足大沙漠仰望金字塔，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永恒，甚至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但在办公室里揣摩着一件稀世之宝，却难于遐想它周围的人和事。易言之，文物保护重视了文物与其埋藏环境（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但容易了解该项文化遗产的这棵“树木”，而且也容易理解与这棵树木互惠共生的一片“森林”。这种思路的文物保护，一方面的结果是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本身从“有机物”转化向“无机物”的过程被延缓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子孙们能够更进一步“有机地诠释”它们那“无机的信息”。最后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文物保护科学。
四、全新的文物保护科学
全新的文物保护科学或可称为“文物保护环境论”。
（一）其对象是：地上文物、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后二者又可分为未发掘文物和已发掘文物。首先是要充分研究地上和已发掘的文物如何保护，再利用其成果科学地保护未发掘文物。
（二）其目的结构是：尽可能长久地原样保护；“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一个颇具层次结构的总体目标。在这个结构中，尽可能长久地原样保护是基础，是科学研究之源泉；科学研究在其上；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最高处。３个层次的关系很明了：下层为上层提供基础，上层为下层提供更高层次的目的。
（三）其方法论。最基础的方法是埋藏环境研究法。因为缺乏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就无法达到最基本的“长久地原样保护”之目的，更无法实现更高的目标。其研究有被动和主动之别：能不发掘、不打捞的，原址保护为被动法；矗立于地表的、非发掘不可而必须发掘的为主动法。兹以主动法为重点，举例陈之：
沉船以及所载文物，由于有水这样的介质，将它与主要含氧和氮的空气隔离；但它又让文物承受相当的压力和氯化物的腐蚀。受土壤成分多样性的影响，地下文物的保存方法更复杂些，但相对于地上文物来说，基本情况与水下文物类似。那就是水中和地下文物与其埋藏环境相对协调了，其分解过程被延缓了。
围绕这个“相对协调”、“被延缓了”和“努力再延缓它”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课题，就是贯彻着埋藏环境研究法。在这方面，上举的“长沙吴简”和“石版佛经回藏”可算是成功的例子。然而能否再前进一步呢？例如引入“限制因素”的概念：１）某种被埋藏或必须发掘的文物得以保存的各种因素中，必有一种或少数几种因素是关键性的，这就是该种文物的限制因素。２）该种文物对限制因素的忍受范围。３）建立数据库。有了这３项成果，一方面，同种文物的保护方案，只要稍加修正便可应用到不同的地点，避免重复劳动而获得文物保护质量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不必完全地按照被保护文物原来的埋藏环境去设计保护方案，而只是按照它对限制因素的忍受范围来设计，这样将给文物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腾出更大的空间，有效实现文物保护的最高目标。例如，一艘沉没于近海的古代木船，被海底淤泥所覆盖，今必须发掘。已知像“瓦萨”号那样，出水后即使经过最先进的脱水脱盐处理也不能长久保存。这时候假如已经研究得出，沉船被保护的限制因素是含氯化物的海水而不是淤泥和其他因素，那就只能将其保存在水下了；但却可以保存在清澈的海水中。又知，不同深度的海水的氯化物含量是不一样的。假如研究得知了沉船对氯化物的忍受范围，又可能把它保护在比较浅的海水中。将它保存在清澈的、较浅的海水中，既可以长久地保护，更重要的是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设想是可能实现的。例如，上述的限制因素和忍受法则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化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而即使是这种成果，对非生命体文物，比以碳水化合物为养料的生物更容易应用。其他，若充分利用丰富多样的电脑模拟技术与数学模型，也是完全可能做出成果的。
五、影 响
这样的文物保护科学，是传统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不能胜任的。他们只懂得哪些文物是必须发掘的，应当怎样发掘，发掘后可以需要什么等级的保护，可能发挥什么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发掘时怎样才能接收到更高比率的信息，更准确地分析和理解这些信息，具体怎么做才能充分发挥这些信息的效能，却必须依赖自然科学家的协助。反思当年的殷墟发掘，若还是局限于寻找有字甲骨，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批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家；若发掘一艘沉船，仅局限于打捞船体和所载遗物，中国的水下考古也不会大踏步前进。相反，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物严格地按照这样的程序来发掘和保护，一般的发掘则按这样的原则来处理，那么一门新的文物保护学也就发育了，原有学科的理论、方法、内容、作用也就更上一层楼了。
具体点说，考古发掘时，首先要设计保护方案，这很重要。没有这个方案，最高质量的发掘也只是尽量多地接受被发掘遗迹遗物的信息。设计保护方案的发掘，还会注意收集和研究埋藏环境的信息。结果又促进遗迹遗物和埋藏环境如何协调的研究，这可是１＋１＞２的。因此这是以往的发掘不可比拟的。
又如博物馆展览文物的保护，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可能有很简便的方法，但是若无设计保护方案，再简便的方法也可能视而不见。例如，农村泡菜坛子的颈外添加一圈翘起的口沿以盛水，盖子盖坛时，盖子的口沿没在水中，坛内、外的空气被水隔绝了，泡菜被保存得很好。水是透明的，珍贵展品可否让观众“隔水欣赏”呢？或者“隔水欣赏”会产生视觉上的误差，可否把水换成真空呢？这至少能给博物馆工作者启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侏罗纪公园》。影片的经济效益那么高，是因为它模拟了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恐龙世界。当今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若把文物保存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之中，既可以提高人们的欣赏品味，也可以刺激人们的观赏兴趣，由此，两个效益无形中被提高了；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认同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本论纲的主线可简要表述为：保护是基础；前传是发掘和打捞，后传是综合研究与利用；趋势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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