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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桥遗址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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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桥遗址的特殊性在第一期发掘时已经显露出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发表的《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很好的证明。发掘者的认识是清晰的，与长江中游石门皂市等遗址进行联系，也是迄今对跨湖桥遗址认识上的实质性的亮点。但作为一项考古发现，如何在足够的深度真正触及一个考古群体的认知神经，看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跨湖桥遗址将在浙江地区的考古学术史中写下浓重一笔。拍印交叉绳纹的卵形釜、宽矮的镂空圈足盘、跨连肩颈的双耳罐、彩陶以及体现相当火候、匀薄精致的制陶工艺等特征，很难纳入以陶器群类型划分为重要内容建立起来的浙江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我们应该如何接受这个不期而至的文化异数﹖特别是跨湖桥遗址东距河姆渡遗址仅百华里之遥。就学术本身，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但问题早已暴露：考古学如果有逻辑缺口，那么最有可能存在于研究者的主观环节。跨湖桥遗址的学术意义被模糊了，模糊的方式是通过对年代的质疑，进而冲淡文化个性的潜在意义；思想根源是对钱塘江南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认识上的因循守旧。
２００１年，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最大收获是复原了一大批陶器，文化面貌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实验室的１４Ｃ数据又一次证明遗址年代的上限确实距今８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３月，在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都对跨湖桥遗址的内涵感到陌生，并对陶器制作的进步程度以及一些陶艺因素如黑光陶、几何拍印纹、轮修术的应用表示惊讶，见多识广的专家们又发现许多矛盾性文化现象，如“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龙山文化”的方格纹……，但专家们大多承认，遗址器物群是个整体，陶器中没见到三足炊器、石器中没见穿孔斧，因此整体年代不晚；同时谨慎地指出是否存在地层扰动、晚期遗物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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