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等问题。作为发掘者，我们在虚心倾听意见的同时，更增加了对跨湖桥遗址学术价值的期盼，因为我们对遗址、对地层关系有自己的确信，这倒不仅因为遗址埋于数米深的古湘湖淤土层下，不存在晚期遗址破坏，更在于跨湖桥遗址所在的浦阳江下游地区，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发试掘不少遗址，如楼家桥、乌龟山、金鸡山、金山、蜀山、茅草山等，这些遗址的年代从距今６５００年延续到距今４０００多年，跨湖桥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插不进去，连其中所谓的可疑的晚期因素也不可能被接纳。从逻辑上讲，相距几千公里、跨度数千年的的多种因素“巧遇”在一个遗址，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徒增费解。因此我们赞同严文明先生观点，跨湖桥遗址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整体，它不属于东南沿海既有的，从７０００年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认识体系，关键是要建立新的思路，不套老框子。严先生还认为，跨湖桥的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比皂市、汤家岗复杂，不像边缘性的那种文化类型。
萧山与杭州隔钱塘江，处杭州湾的湾谷，现在的地理位置，则是宁绍与杭嘉湖交通的要冲。全新世早中期，杭州湾的海平面当然要低得多，但由于钱塘江的存在，水文与交通条件仍是未知数。跨湖桥、河姆渡、罗家角三遗址在距今７、８０００年之际构成三角形分布。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提出已几十年了，但两者的关系仍显迷离。例如，由于罗家角遗址存在河姆渡文化因素，因此有种观点认为马家浜文化的概念可以涵盖河姆渡遗址，这实在有本末倒置之嫌。河姆渡文化在距今６、７０００年纪对浙江北部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在诸暨楼家桥遗址、萧山乌龟山遗址的早期地层及浦阳江上游地区，都发现河姆渡类型的绳纹带脊釜。罗家角早期也见有这类陶釜，但素面的筒形腰沿釜更为主要。
马家浜文化陶炊器的非绳纹特征与苏北、山东连成一片，腰沿釜的筒形特征也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因此马家浜文化很可能是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交锋、碰撞过程中完成的一次文化嫁接。钱塘江两岸史前文化的深层关系表现在良渚“神徽”与河姆渡鸟像图符的母题同一性上，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连接没有被实践中的“考古学文化”概念有效捕捉，原因很可能是认知方式上的偏颇与失察。跨湖桥遗址以“悖论”的形式出现，或许可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虽然同类型遗址尚未发现第二个，文化分布范围尚不清晰，但跨湖桥遗址延续近千年，内涵具有明确的演变发展关系，因此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通过进一步的工作，不但有希望确立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可能找到崭新视觉重新审视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历史逻辑及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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