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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考古学所谓定位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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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工作日益受到媒体关注的今天，考古学家们则不约而同地想到考古学的定位，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并不亚于“考古学是什么”之类的命题。考古学界内部由于每个人的学术背景不同，训练不一，所持有的观点明显的存在着认识上的不一。仅以学科设置而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的考古专业原设于历史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则有与国外同类的倾向，考古专业设在人类学系。当然，我们提出考古学内涵在认识上的不一，并非一定要评价某种研究取向之优劣，而希望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历史渊源，进而对中国考古学的定位有一些个人化的思考。
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其生存或排他性的依据，处于学科的核心地位，考古学也没有例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考古学家在处理材料时的方法、观点无论自身承认与否，实际上都是具有某种理论背景作为支撑。考古学虽然由其所研究的对象界定，但其理论的产生却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诞生与１９世纪当时流行的思想潮流密不可分。当时进化论的观点充斥着整个思想界，物种的变化取决于选择的需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人类学家用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简单向复杂的变化。摩尔根研究了现存的一些原始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将人类社会进程确定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恩格斯也遵循了同样的进化模式，提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著名论断。稍早些时候，丹麦考古学家Ｃ·Ｊ·汤姆森Ｃ·Ｊ·Ｔｈｏｍｓｅｎ用演进的思想来解释器物质地变化规律，创立了人们使用至今的石器、铜器、铁器三阶段学说，器物类型学得以确立，近*古学由此诞生。２０世纪初，实用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占居统治地位。面对不断多样性人类发展中的新材料，为反对进化论预先设置的人类进化架构，所谓的历史独特学派ｓｃｈｏｏ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采用经验主义的作法，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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