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长短决定罪次及量刑，藏匿逃亡者与同罪。
收律，关于没收犯人财产、妻子的法律，是一种连坐制，汉文帝后一度取消，亦表明《二年律令》时在文帝前。
杂律，内容庞杂，故名，涉及越墙、擅赋、强质及关于性侵犯的惩罚。
钱律，关于货币流通及铸造的法律，涉及货币规格、严禁私铸、严禁私自销毁流通货币等。
置吏律，关于举荐任命官吏的法律，亦规范官吏休假制度。
均输律，仅一残缺简，涉及车船运输。
传食律，关于驿传的法律，规定各类人员享用传车及膳食的标准。
田律，关于田亩、交纳刍稿租赋及保护山林的法律。
市律，关于市场管理的法律。
行书律，关于邮驿组织及传递邮书的法律。
复律，关于优待手工业劳动者的法律。
赐律，关于优抚赐衣、酒食、棺椁的规定。
户律，关于民政管理的法律，涉及户口、犯罪连坐、遗嘱继承等。
效律，关于帐物盘点交接的法律，条文较少。
傅律，关于申报户口的法律，亦涉及对老、幼及残疾人的照顾。
置后律，关于继承人的法律，所涉及主要为身份继承，包括爵位与户主权。
爵律，界定授爵位条件的法律。
兴律，征发兵役、徭役的法律。
徭律，关于服徭役的规定，涉及免服或半服徭役的条件等。
金布律，关于会计出纳的法律。
秩律，关于朝廷及地方官员秩级的规定。
史律，关于史、卜、祝三种专门人员的法律。
津关令摘录了有关津关通行的诏令凡２８则，涉及审批购马出入关，以符传出入，禁毋出黄金禁物等。
汉承秦制，法律亦然。汉高祖刘邦攻入长安，丞相萧何全数接管秦律文本，便在此基础上制定汉律。所以，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汉初立法，不仅继承秦的法律体系，甚至还沿用秦律规定的一些具体数据，如作为量刑标准的赃物价值等次分别为６６０以上、２２０—６６０、１１０—２２０、２２０—１钱，皆为１１的倍数。但汉律适用刑罚往往轻于秦律，如秦律规定偷盗不足６６０钱“黥为城旦”，而汉律规定偷盗不足６６０钱“完为城旦舂”，即汉犯人服徒刑时可不附加肉刑。汉律亦更注重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能力，如秦律规定“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而汉律改造了这个条款，规定年７０以上告子不孝，必须经过不同日的３次相同的讯问，告者仍坚持同一观点才予以考虑，如此便可避免因当事人责任能力不足造成的失误。到汉文帝以后，法律的履行得以深入，逐渐摆脱秦律的框架。
《二年律令》所见刑法较有系统性，除《秩律》、《傅律》等少数律章，诸律皆存刑法条款，规定犯罪与刑罚。所见罪名有谋反、降敌、为间、矫制、伪写皇帝印玺、挟毒、贼燔、失火、亡印、为伪书、亡符券、弃官印、毁封、增减券书、为书故诈、贼-、斗-、毒杀伤人、谋杀、贼伤人、斗伤人、过失-、戏-、自贼伤、斗殴、殴詈、谩、不孝、劫人、谋劫人、群盗、盗、恐、受贿、行贿、鞠狱故纵、鞠狱故不直、匿罪人、劾人不审、告不审、诬告、证不言情等。所涉刑罚有死刑之磔、枭首、腰斩、弃市；肉刑及耻辱刑之劓、黥、斩左右止、耐、笞；宫刑之腐；徒刑之隶臣妾、司寇、城旦舂；徒刑常与肉刑、耻辱刑配合使用，称黥城旦舂、耐隶臣妾等；流放刑迁、戍边；收孥；禁锢；赎刑之赎死至赎耐；罚金；夺爵；免官等。适用刑罚的原则是以罪行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从严治吏、宽宥老幼，故纵同罪、诬告反坐，严惩团伙、奖励有功，已遂重判、未遂减刑，亲亲相匿、重科不孝的政策。
《秩律》的行政法特征最鲜明，条款中没有犯罪与处罚的内容，几乎无遗漏地规定从御史大夫至各郡县侯国乃至乡啬夫的秩级，为研究汉初行政地理及官制十分有用。
诉讼程序的条款主要集中于《具律》、《告律》、《捕律》、《收律》等。律文表明，县廷为基层审理机构，重大案件由郡府乃至朝廷判决，乡部啬夫只有听讼及上报的义务，无判决权利。起诉方式包括被害人告诉、犯人自首、一般人告诉、官吏举报等，后二者具义务性质，不告则为故纵。对一般案件实行告诉才受理的原则。为保证治狱的公平合理，刑法亦对诉讼过程设立许多制约性条款，如治狱者因受贿形成错案，加罪二等论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人上诉。
规范民事关系的法律，主要见于《户律》、《傅律》、《置后律》等，涉及婚姻家庭、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等，这是以往不多见的珍贵资料，揭示了中国古代民事法律的丰富内容。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大多属于法定继承的条款，包括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前者居主导地位，后者从属前者。而身份继承主要又是爵位与户主权的继承。此外，还有遗嘱继承的条款，表明当时的遗嘱属公证遗嘱，是由官方据遗嘱人的意思制作的书面遗嘱，有较强证据力。
《二年律令》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极大补充传世古籍之不足。例如关于二十等爵制是秦汉史研究的老课题，此前史料之应用几近穷极，而张家山汉简所见清晰地反映汉初二十等爵的发展，爵位的名称、等序，有爵者的权益，爵位的赐夺、继承、转移及爵级与加减、赎免刑罚的关系等，远远超过古书的记载。诸如此类，皆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角度提供极佳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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