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史家一般将汤姆森对石器、铜器与铁器三时代的划分作为考古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三期说”也被称为是“史前学的基础”、“现*古学的柱石”。理解其中的含义，有利于把握考古学的本质，这一问题仍将困扰２１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１９世纪初叶，保守的英国古物学走到了尽头，对有记载史迹牵强附会的解释模式显然低估了考古学重建历史的能力。随着各地出土遗物的增加，包括未敢确证的与绝灭动物共生的石器，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已超越了《圣经》关于人类起源及早期发展的描述，但捅破这一纸之约显然需要特殊的条件与过人的见识，历史将这一机缘留给了丹麦人。丹麦等北欧国家未曾遭受罗马人的入侵，被记载下来的历史甚至比英法还要晚上千年，他们缺乏“凯尔特”、“高卢”等似是而非的概念比附古物的年代与族属，觉悟到必须用古物本身去追溯历史，在民族主义意识的驱动下，“三期说”应运而生。“三期说”的影响自不必说，但中国考古学对其的理解更多是着眼于确立相对年代关系及类型学方法论或吸收民族学成果的角度，实际上，“三期说”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对历史学传统桎梏的强力突破，它指出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式。
“三期说”甫一出笼，便使一些西方读书人感受到一种“陷入历史迷途”的错觉，这部分人也许并不占多数，但表现的思想具有典型性。他们大抵都能够承认罗马史学家所说的那个时代之前尚有一个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但这一进程被直截了当地用“石器”、“铜器”、“铁器”的时代概念表达出来，仍感到不知所措，传统历史观被“颠覆”的不适应感笼罩住他们。以赖特的思想为例，他认为“这种分期在历史上毫无意义，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对待历史，把器物分成种属。我们要与人类种族打交道，只能把我们要研究的器物按照他们分属的民族来划分，因为这些器物反映了他们所属民族的风格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