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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看吴国在长沙郡的国家 营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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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是我国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空、荒地，以取得军需和税粮的措施。特别是作为应付“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战乱以致“逃亡之徒，久离桑梓，粮储空阙，田地荒废”等时局的临时性经济措施，颇有成效。著名的三国曹魏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见《通典·食货一》）为后之史家载列史乘，为历代统治者遵行不辍。三国时期，长沙郡及所辖县邑被吴、蜀视为同曹魏战争的后方、重要的物质供应基地而交相控制。建安十四年（２０９），刘备领荆州牧，特遣诸葛亮领兵“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长沙郡入吴，辖十五县，后增至十九县。孙吴政权加剧了对荆南的统治，据《湖南通史·古代史》称：“孙吴控制湖南时，曾开设屯田，兴修水利。”致使耕地大面积拓垦，逃亡得以“招诱”，户口得以“增益”。收录２１４１枚大木简、详列嘉禾四、五两年长沙郡属吏民田家别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日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以下简称《田家》），笔者认为，正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在长沙郡境内实行以屯田为模式的国家“营田”的实物见证，是一部研究中国屯田史、赋税史的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诚然，《田家》涉及可研究的领域是极为宽阔的，本文仅以此立论，以求教于方家。
《田家》中“丘”的社会性质
从《田家》的释文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木简简文首句为“丘”、“丘”字样。有近２０００枚简可全部归入约１４５个命名不同的“丘”中（除一处为“湛丘州”外），无一例外。这里，“丘”显然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有着重要的社会属性。
“丘”在我国先秦典籍中，是作为井田编制而出现的名词。如《周礼·小司徒》：
“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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