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考古学的存在自有其历史原因，它的地位也是由当时的需要而决定的。然而，考古学的地位和价值并不如有些学科可以直接满足物质的需要而是间接作为满足精神的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它不是作为满足个体需要而是作为满足社会或全人类的需要而存在的。因而，其价值或作用又是很难以经济或物质的简单方式来衡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考古学的价值应体现为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具体而言，则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１、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这是人类心理底层最直接的感官需要；２、部分服务于经济建设，但这并不是考古学的主要目的；３、技术和艺术借鉴；４、历史见证；５、增强民族意识；６、文化意义。考古材料不仅可以丰富民族文化的宝藏，而且能够加深对历史进程的认识；７、“以史为镜”的历史借鉴作用。如对良渚文化衰亡的研究，对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８、反思人类的历史。考古学最终要与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反思人类文化和文明变迁的途径及原因，寻求人和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这是考古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社会的变革，已使考古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二战以后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标准已越来越趋向于“是否（对我）有用”；同时被技术主义和拜金主义浸泡过的现代人类的思想，也越来越难以容忍历史的重负，理想主义对全人类的关注已被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关注所取代，人们已无意也无暇去关心历史和人类的前途，衡量的标准更容易简化为“是否现在有用”或“是否在物质上有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惟考古学，即便是大多数社会科学都被推到“无用”的边缘，它们的存在理由自然也就有了“问题”，学科定位则更会出现“问题”。
面对这样新的背景，考古学在迷茫之后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媚俗”和“媚雅”两种倾向。然而，“媚俗”已使考古学走入这样一个误区：竭力寻找新奇珍贵的古物，不切实际地夸大（甚至是吹嘘）一项工作的意义，同时一切与考古或文物有关的工作都试图折算成货币值，以期引起世人的关注。若以此作为巩固考古学地位和证明考古学“有用”的不二法门，则无疑是自毁学科的前程，让考古工作永远沦为挖宝并重又回到古器物学的怀抱中，或者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而“媚雅”则完全体现出一种由自卑而产生的自傲情绪，面对社会的冷落，在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同时，高谈价值无涉观、钻入故纸堆甚或显现“伯牙摔琴”之风。作为一门学科，前瞻意识和纯学术风格本无可非议，但脱离社会故作高雅之举则只能封闭自我，最终会真的为社会所遗弃。因而布洛赫也指出过：一个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生活漠不关心，不要自称史学家。
面对新世纪的疑问，考古学最需要的是要反思自己：在２０世纪已成为历史时，考古学是否也面临一种抉择？考古学的使命是否已达到或者已被忘却？考古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在实证主义产生的背景下诞生的考古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进行怎样的适应？怎样才能正确地推进学科更进一步地发展？最重要的是，始终应有这样一种思想：考古学的价值应视为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正是因为具有这两方面的价值，考古学才既有专业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当基础性的研究告一段落的时候，考古学要面对一些大的问题，要重返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俞伟超先生言）。
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可以像常人一样地生活，但每当他问起“我是谁”的时候，心灵的空白总会使他感到迷惘和不安。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当群体的历史感分解到个体身上时，这种感觉往往被人忽视。而考古，就是要唤起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渐已淡漠的记忆，再现一个民族或全人类的历史，使我们能够和历史衔接，驱逐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孤独和迷惘，照亮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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