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定位,许多学者可能认为是一个没有异议的问题。夏鼐先生将考古学看作是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并将它与文献研究为基础的狭义史学比作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学放在“修国史”的定位上。因此,编史学定位成为大部分中国考古学者遵循的方针和努力的方向。由于考古学被看作是为历史学提供证据或以增补的方式来充实历史,因此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自然也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定位从其终极目标上说也许无可厚非,但是从这门学科的基础研究开始就依附于编史学的导向,便造成了不尽人意的现状和鲜有突破的困扰。因为,尽管考古学的目标和历史学非常接近,但是它们研究的对象、材料和方法毕竟不同,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因为这段历史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而历史阶段的考古发现除了少量有文字可供考证并能印证典籍之外,绝大部分还是无言的物质遗存,这些遗存与文字记载的内容可能相去甚远,其中所蕴涵的信息也完全不同。
一门学科的定位和学术界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和西方多元的学术价值观不同,由于作为“国学”一大支柱的历史学在中国传统智慧文化中拥有至尊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便将自己能为史学研究作贡献视为最有成就感的工作。这也导致中国考古学家习惯于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来思考问题,忽视了考古材料可能为其他科学领域提供宝贵信息的巨大潜力。结果,编史导向的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史学的研究方法,把原始材料的积累和客观忠实的记述看作是自己的天职,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方法来探索只有考古学才能解决的问题。
编史学定位的考古研究存在几大弱点。第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