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青铜时代有自己的特色。它所经历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套用研究中原地区使用的概念来概括。自１９３２年芬戴礼（Ｆｒ．ＤＦＩＮＮ）在香港仔神学院附近发现青铜器残片，尔后又在南丫岛考古发掘中发现匕首等青铜器与夔纹陶共生以来，广东青铜时代的发现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研究表明：此时青铜器中有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者；有与滇桂地区发生密切联系者，也有来自长江流域的因素，但由于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在此地屡有发现，加之夔纹陶遗存自身所表现的青铜文化色彩，这个时期自然可视为广东青铜时代的土著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珠海的岛屿的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与青铜制品相关的石范，后来又在珠海棠下环晚商遗址发掘到石范，于是这便成为将广东青铜时代的上限推至商时期的铁证。像东莞村头、石峡中层遗存等由于许多因素与棠下环相近而被视为广东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类型。但是有两种情况必须考虑：首先，棠下环这样的海岛是否具有冶铜的资源，冶铜和铸器是青铜器生产过程的两个环节，如果没有冶铜的资源和条件，铸器的材料必然从外地输入；其次，发掘面积大过棠下环几倍的东莞村头遗址却毫无青铜制品的线索，因此，海岛所见的石范自应是舶来品，资料显示它来自同时期的粤东地区。由此可见，对于广东青铜时代的许多地区而言，在土著时期之前确实存在一个舶来的时期。

然而，这个舶来的时期是否是广东青铜时代的早期却必须认真加以讨论。因为这关系到广东新石器时代之后诸多遗存的时代归属，甚至是认识该时期考古学文化基本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