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连载的《世纪之交话考古》中，根据分子人类学的进展认为，由于中国的晚期智人不是从北京猿人演化而来，所以中国的史前史应当从晚期智人开始，于是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消失，缩短了的旧石器时代可以和新石器时代合并。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的《中国文物报》刊登了蔡保全对这一看法的不同观点，并附上俞先生的信件欢迎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我在文物报上曾写过有关的文章，在此想借此机会再谈谈自己一些看法。
我基本同意蔡保全先生的观点，因为虽然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有可能证明北京人和中国晚期智人之间并没有传承关系，但是这仅仅说明人类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并不意味北京人会因此被取消人类祖先的资格，世界和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也并不会因此而大大缩短。像生物一样，人类的进化也是一种间断平衡的历程，表现为时间较长的相对稳定和难以察觉的突变以及频繁的分叉与绝灭。俞先生之所以认为能人、直立人、尼人与晚期智人是不同的物种，不能作为人类的直系祖先来看，可能是受了直线进化模式的影响。其实，人类演化确实经历了以上几个阶段，只不过我们现在无法肯定晚期智人究竟是从哪一种直立人或哪一种尼人进化而来，目前学术界已将人类起源的过程用一种无数条藤蔓相互纠缠的复杂图像来加以表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半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人类学家根据对１４７名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ＤＮＡ分析，将所有现代人起源追溯到２０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一被称为“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的假设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意味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类代表都不过是进化中的旁支。
１９９７年德国莱因汉斯博物馆和慕尼黑大学的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