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了史前至东周时期洹河在安阳附近地段的改道记录。根据土壤磁化率分析，殷墟遗址内出土的动、植物遗存鉴定以及甲骨卜辞中的有关记录，我们认为３０００年前中国安阳附近的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支持当年竺可桢关于中国华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推测）。尽管在研究计划中，这些问题从属并最终服务于根本目标，但本质上却是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考古学解答的。因此考古学不能看成只解决人类学或狭义历史学问题的学科，尤其不能仅仅理解为“证经补史”的工具。考古学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在为历史学和人类学服务的同时，为其它更多的学科、为社会提供更有效和更广泛的服务。这是考古学的前途所在。
然而，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走出历史学和人类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同时，并不妨碍其在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上与其它学科共享。
说到研究方法，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地层学与类型学。这两大方法被视为考古学区别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重要的理由。
地层学和类型学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将现-古学比作一架马车架在地层学和类型学“两轮”上，则明显失于偏狭，至少是不够确凿的。现-古学早已走上了一条方法和技术手段日益丰富并不断有所创新的不归路。许多问题的解决，地层学和类型学是无能为力的。例如，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尤其是西汉时期钢铁冶炼体系的形成，被认为是解释战国和西汉时期社会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但这一结论显然不是直接来自于地层学与类型学，而需要对金属标本进行金相分析。又如，现代意义的墓葬研究，早已超越了随葬品排队和编年阶段。在探索古代社会组织和人类生活习俗等学术目标下，人骨的鉴定和统计学方法的应用体现出非凡的意义。
洹河研究计划中的田野工作，学术目的决定了科研标本的收集上不能只局限于传统定义下的“文化遗物”。在这一项目中，包括生土在内的各种土壤均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用于研究气候（如测定磁化率）、获得植物种子。当然还包括土壤沉积学分析、地貌分析。这些工作是试图恢复洹河流域史前时期以来至商周时期的人类生存环境，为进一步认识该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储备必要的知识。
不仅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现-古学中，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同样越来越多地进入考古学领域。考古学发展为独立学科的同时，方法和技术手段上却呈现出与其它学科日益融合的趋势，这正是现-古学的特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古学已经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不必只有那些具有人类学或历史学背景的人可以成为考古学家，学习其它学科的学生，无论你原来是学中文的、学铸造的，还是学物理或化学的，都可以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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