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提出，应将“五帝时代”作为三代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显然，这一目标还是立足于传说和史籍。张光直曾这样表示过他的困惑；为什么中国学者对文明起源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产生文明的社会内部动力问题？

美国考古学家弗兰纳利将文明起源研究用“过程”和“动力”两个问题来概括，“过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国家是从哪类社会演化而来的，而“动力”问题是要了解推动社会演变的原因。因此，如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转向社会科学的全方位探索。本文便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番思考。

学术传统反思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和考古学家主持的，传统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这项课题影响至深。这使得传统史学关注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的基础，科学考古学的引入也和史学界对最早朝代国家的争议息息相关，并以此确立了考古学从属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建国以前，殷墟的发掘和商代史实的确立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建国后，夏代则成为文明探索的主题。

与国际同类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要探究文明起源的因果律？有人可能认为，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仅限于文献和物质遗存，社会演变的因果律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题。大部分史学和考古学所考虑的因果律，也仅限于将具体的结果追溯到具体的原因，而不是探究抽象的社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