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明起源课题基本上还是一种个案研究。诚如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曾指出的，历史学研究的可信度取决于历史记录是否完整可靠。但是，由于原始社会缺乏可靠的文字记录，如果把这种研究当作是一种历史研究，那么我们就只能求助于猜测和想象，杜撰出一些“伪历史”和“伪因果”。他认为，这种主观思辩和猜测比没有解释更糟。

如果要从猜测和想象转向科学的阐释，就必须进行理论思考，必须做规律性的探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科学的最低定义总是无一例外包含着普遍原理的存在，只有当实际问题和相关要素的理论关系被用来解决人类行为的现象时，科学才会起步。

对于考古学的文明探索来说，观察的对象还是遗址和器物这些不连贯的文化实体而非社会现象。虽然对这些静态现象的系统分类是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来揭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活动的相伴关系，解释它们怎样发生和为何变迁的原因。因为人类行为的各方面是密切相连的，某些特征的变化必定和其他特征的变化休戚相关。

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的这段话对历史和考古学家也同样适用；在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任何领域，如果尚未完全掌握其内部的规律性，就不可能讨论一个对象，也不可能重建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社会演变与史学研究

目前，国际上文明起源是社会文化演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视摩尔根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演变理论，但是这种重视不能停留在语录式的生搬硬套上，而且应当深刻了解建立在摩尔根和马恩杰出贡献之上的２０世纪社会演变理论。

有的学者可能认为，中国经历了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轨迹不同的发展历程。文明是某个地区本身历史过程的产物，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了迥异的民族文化。因此，这种“国情不同”的史学研究没有多少规律性可言。

过去，西方也有学者将社会文化演变等同于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史学研究和社会文化演变的课题是相同的。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演变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学，而是社会演变动力的研究。为此，旨在揭示中国文明起源真谛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若不同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结合，便将无所作为。这也正是郭沫若曾强调的，须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放到社会科学总体框架中去讨论的必要性。

社会演变和史学研究实质上是通则和个案的区别，两者互补并缺一不可。没有个案的实例和归纳就不可能提出通则所要解决与认识的问题，没有通则的探索也无法科学阐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

西方学者指出，史学导向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存在许多弊端。比如史籍和传说常常左右着探索的视野和目标，而没有设法去寻找那些和文献完全不同的、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提供的材料，并超脱传统文献的线索而去收集那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新证据，比如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人口、疾病和战争等。史籍导向的研究也削弱了学术的进取心，当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一旦确立便认为研究目标已经达到，不再进一步提出问题。比如没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上来检验晚商首都其他地点的可能性，并深入了解非贵族的商文化。对二里头遗址分期的不同意见也没有被作为研究课题加以提出以增进新的认识。事实上，如果独立于史籍以外来进行探究，田野考古学有可能为文明起源提供崭新的见解并成为历史新知的丰富源泉。

理论与阐释

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提出高层次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的认识也不是简单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来解释事实，即知其所以然。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

然而，诚如张光直所说，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是根本没有理论地位的。这在研究上表现为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于是长期以来，我国历史学和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中国学者还十分偏爱“中国化”这个词，即以“洋为中用”来改造西学。科学考古学在引入中国之后，就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重视近代科学的演绎法，并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探索精神发扬光大，却将其纳入了与传统史学相一致的描述与编年的窠臼。

在考古学中，人们常以为经验观察是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只要我们不带成见进行观察，那么经验知识的积累就可以上升为科学理论。然而现代科学方法论认为，观察的感官识别并不表明你已辨认出了什么。客观描述的事实只是事物的表象，并非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因果性。而科学研究活动的目的是要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引导我们从事研究的不应是表象的观察，而是表象所反映的问题。如果观察到种种现象而不提出问题，那么这些现象无论被观察到多少次，仍然是未知的事实，并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研究，从而增进我们的认识。由于对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我国学者觉得西方的理论不过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而有的学者则觉得“酋邦”这样的概念无法和我国的考古证据对号入座。

６０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社会进化模式，并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和“文明”的文化进化模式。虽然人类社会的具体形态纷繁复杂，但是这种划分被认为是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准确概括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

如果以这一社会演变理论来探讨我国的文明起源问题，那么用弗兰纳利提出的问题来概括，就是要了解中国的早期国家是从哪类酋邦演化而来的？而促进向早期国家转化的动力又是什么？再有，社会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非表现为连续、普遍和不可逆转的一种直线向上的轨迹。像生物进化一样，只有少数的社会才能向高级形态演进。因此，文明起源研究也必须了解一些复杂社会无法进步和崩溃的原因。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等级分化明显的贵族社会，体现为复杂层次不同和形态各异的酋邦社会结构。比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是分层特征明显的酋邦社会，是“满天星斗”的早期文明代表。由于并非所有酋邦都能发展到国家，而只有复杂程度较高的酋邦才比较接近早期国家。因此，学术界提出了以三项特点：（１）酋长与平民之间在等级上完全隔离；（２）领导权特殊化；（３）地区等级制日益加剧为标志的复杂酋邦概念。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当从丰富的考古材料来检验社会演变的理论，并从中国的案例中发现酋邦形态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探究中国的个案研究是否能够对社会演化阶段的通则性探索提供新的视野。而良渚和三星堆等复杂酋邦的神秘消亡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好的实例来探索某些文明程度很高的社会为何不能发展到国家的原因。

早期国家起源的社会动力被认为是再分配机制复杂化而导致对资源和劳力从血缘关系转向社会关系的权力操纵，而国家的起源是以官僚政体的形成为标志。近来，国家起源的战争说也较为活跃，认为土地与人口的兼并和权力的集中导致酋邦向国家转化。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也应当为目前国际上讨论热烈的动力问题提供独特的证据和启示。比如，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究竟是哪种机制起主导作用？如果酋邦向国家的转变表现为以血缘系统维系的神权体制向官僚政体转化的特点，那么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是否符合这一通则？张光直认为，夏商周三代并非是直线传承，而是对立、冲突和取代的-实体。如果能证实这种冲突和取代同样也是酋邦向早期国家转化的动力，那么中国的实例研究对社会科学通则的完善无疑意义重大。

小　结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当从狭隘的编史学中解放出来，引入国际上流行的方法论，并充分重视理论的作用。我们应当将中国文明放到世界背景中去研究，努力探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案例能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哪些通则性的新认识。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么“２１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中国世纪”的预言将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