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可划分为若干阶段，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文明究竟有没有一个标准，进入文明社会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志，是不是可以根据某些标志的出现来确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则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中国而言，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的出现似乎就是这样的标志，所以一些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鉴于目前考古资料还不能说是很充分的情况下，有些研究还属于探索性质，这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相信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会日益明朗起来，那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必然比现在深入得多，必然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先登治学态度谨严，他认为有把握的问题便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就设法向有关人士请教。例如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问题，除了注意从形制和花纹的比较研究以外，还特别注意到制作技术的特点。前者是自己熟悉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当然是比较有把握的，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必须从制作技术方面进行观察，必须虚心向有关专家求教。他是这样做的，从而得出了单是从类型学角度所得出的不尽相同的结论。不管这一结论是不是还有商榷的余地，这种治学的态度和精神却是值得大为提倡的。

（本文原为作者为李先登先生《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一书所作的序，发表时略有改动并新拟了题目）